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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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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研究如何帮助控制疫情

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顿 (李宏宇译)

来源:纽约客杂志


这是自20世纪八十年代早期艾滋病毒出现以来,新的传染病最危险的疫情爆发。这次爆发似乎是从2013年12月6日开始的。在西非的几内亚,名叫Meliandou的村子,一个2岁男孩在腹泻和发烧后死去。我们现在知道,他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该病毒是一种寄生生物,通常存活在赤道非洲生态系统内尚未明确的物种体内。该物种是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可能是一种果蝠,或是果蝠身上的小动物——也许是种吸血昆虫,蜱或者螨。


这次之前,埃博拉病毒在非洲中部和东部引起过几次小规模的恶性爆发。医务工作者迅速地控制了疫情,于是医学界和科学界相信埃博拉病毒没有太大威胁。该病毒只通过血液和体液的直接接触传播,它似乎也没有显著的变异。


埃博拉感染了那个男孩之后,又传给他的母亲,她死了;又传给他3岁的姐姐,死了,之后是奶奶,也死了。然后病毒离开村子,传到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居民中。对埃博拉病毒没有疫苗也没有治疗药物,阻止病毒的唯一方法就是切断传染链。医务工作者必须确定感染者并将他们隔离,监控每个和他们有过接触的人,确保病毒不会传染到别的人,形成新的传染链。西非的医务工作者已经跟不上传染链了。太多人患病,已有二百多名医务人员死亡。欧洲和美国的卫生当局似乎有能力防止埃博拉病毒在他们那里形成失控的传染链,但他们也很担心,如果埃博拉进入尼日利亚的拉各斯,或者印度的加尔各答这种城市,情况会变成什么样。现在感染埃博拉致病的人数未知,但目前已有报道的病例是九千多例,包括四千五百多例死亡,患病人数大约每三周一翻倍。这种病毒看来早已越过爆发阶段,开始了蔓延。


埃博拉病毒传染性极强。实验表明,只要一个病毒粒子进入人的血液,就能引起致命的感染。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很多染病的医务工作者,怎么也想不起是哪里犯了错,使自己中招。人们推断一个常见的入侵途径是眼睑,被污染的指尖很可能碰到湿润的眼睑内膜。人们相信埃博拉病毒尤其通过接触汗水和血液传播,这两种体液中含有高浓度的埃博拉病毒粒子。埃博拉病毒的携带者大量出汗,有的人会内出血,伴有带血的剧烈呕吐和腹泻。


在人体内这么凶猛,埃博拉病毒却是种简单到诡异的生命形态。一个埃博拉病毒粒子仅由6个结构蛋白构成,它们锁定在一起,样子像是一缕煮熟的面条。埃博拉粒子大约只有80纳米宽,1000纳米长。要是它真有面条大小,那人的头发直径就有4米,就像红杉巨木的树干。


埃博拉病毒粒子进入血液,随波逐流,直到附着于一个细胞。粒子被拉进细胞,随即接管细胞的运转,使细胞开始制造它的副本。大多数病毒利用特定组织的细胞来自我复制。例如许多感冒病毒在鼻窦和咽喉复制。埃博拉病毒同时攻击多种人体组织,除了骨骼肌和骨骼。它尤其喜爱血管内皮细胞,特别是在肝脏内。大约18个小时后,被感染的细胞释放数千个新的埃博拉病毒粒子,它们像线头一样从细胞里冒出来,直到整个细胞像一个胡乱缠绕的毛线球。这些粒子从细胞上脱离,由血流携带,并开始附着于更多的细胞,遍布全身。受感染的细胞又喷涌出更大量的埃博拉病毒粒子,感染更多的细胞,直到病毒达到增殖的高潮。受感染的细胞成群死亡,导致全身各处组织的破坏。这或许造成了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经历的极度痛苦。多个脏器衰竭,病人进入突然、急剧的恶化,最终死亡。在致命病例中,字母“o”这么大的一滴患者血液里,很可能就含有一亿个埃博拉病毒。


每个埃博拉病毒粒子内部是一根由蜷曲蛋白质构成的管子,贯通整个粒子,像个内套筒。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套筒有滚花的外观。像病毒粒子的其他部分一样,这种套筒构造也是自然选择的力量在漫长时间里造就的。埃博拉是一种丝状病毒,而某些形态的丝状病毒已经存在了几百万年。在埃博拉病毒粒子的内套筒里,哪怕再强大的显微镜也看不见的,是RNA,也就是包含了病毒的遗传密码,或者叫基因组的分子。遗传密码包含于RNA中的核苷酸碱基对,或者叫字母组。这些字母组以正确的顺序排列,组成一套完整的指令,使病毒能够自我复制。据最近的统计,眼下正在西非肆虐的埃博拉病毒的一份样本,它的基因组中有18959个编码字母;以生命体的标准,这是一个小小的基因组。像埃博拉这样,用RNA记载遗传密码的病毒,复制的时候很容易在编码上出错,这叫突变。目前这种病毒的遗传密码正在变化。由于埃博拉病毒与人类的关系正不断加深,它在怎样变异的问题,对地球上每个人都意义重大。


塞拉利昂的凯内马市,凯内马政府医院是一组煤渣砖盖的低矮建筑,涂成黄色和红色,金属屋顶已生锈。医院建在市中心附近的一处小山坡,据医务人员说,那里通常挤满了患者和家属。这个城市坐落在肥沃的丘陵地带,周围有星罗棋布的小村庄,东北方向150公里,就是塞拉利昂、几内亚、利比里亚三国边界汇聚处。这片边境地区是埃博拉疫情的摇篮。几十年来,凯内马医院一直有一个12张病床的特殊病房,叫做“拉沙热病房及研究计划”。拉沙热由拉沙病毒引起,病毒学家将它定为生物安全4级——致命、传染性、没有疫苗也没有可靠的治疗方法。今年5月,拉沙计划的主任医师,谢赫·乌马尔·汗正密切关注埃博拉病毒,和拉沙一样,埃博拉也是4级。病毒已在几内亚和利比里亚蔓延,但塞拉利昂还没有报告病例。


5月23日前后,一名女子因流产入院。她的拉沙病毒检查是阴性,但汗怀疑她可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后来知道,她参加了一个巫医的葬礼,而巫医最近去过几内亚,尝试医治一些埃博拉致病者,而后去世。汗要求为女子采血样,并把她隔离在医院的拉沙热病房。汗是病毒性出血性疾病的专家,也是拉沙热的世界顶尖专家之一,认识的人都说他健谈、热情,多家美国研究机构的病毒专家都跟他和他的下属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花很多时间在医院照料病人,这些病人一向很穷,不少人买不起药,汗就给他们买,如果他们看上去在挨饿,他还给他们吃的。“得吃饭,不然好不了。”他对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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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沙热病房里与患者共处时,汗穿着某个型号的生物危害防护服,也叫P.P.E.(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凯内马医院的防护服包括一套白色特卫强面料的连帽全身防护衣、呼吸罩、塑料面罩和护目镜、两双手术手套、一双橡胶手套、橡胶靴和塑料围裙。拉沙热患者会癫痫发作,出血,昏迷,很多人会死亡,哪怕得到很好的看护。到了晚上,汗喜欢和朋友看电视上的足球赛,值班累了,他会在塑料椅子上坐一会儿,跟人聊聊天,喝一罐雪碧。


流产女子住进拉沙热病房的第二天,一个化验员穿上防护服,把女子的一份血样带到实验室进行化验。埃博拉病毒阳性。为了可靠,化验员通过电子邮件把化验结果发给了哈佛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帕迪丝·撒贝缇(Pardis Sabeti)的实验室。多年来,撒贝缇与拉沙热研究计划关系密切,并成为汗的朋友。


撒贝缇是个苗条女人,三十过半,气质温和。她是哈佛一个实验室的带头人,并领导着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病毒基因组的研究。她专攻生物体基因组的读取和分析,尤其专于研究病毒进化——病毒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如何随着时间变化。闲暇时,撒贝缇是独立乐队“一千天”的主唱和词曲作者。由于埃博拉疫情给她带来的工作,乐队的第四张专辑推迟了出片。


当撒贝缇得知埃博拉已到塞拉利昂,她召集了一个会议,她和同事们已经开始把开会那个地方叫做埃博拉作战室。那是麻省理工学院校园里,博德研究所一个阳光充沛的房间,有一张大桌子。在疫情蓄势待发的时候,一组科学家定期来作战室开会,为人类针对埃博拉的防线排兵布阵,撒贝缇成了这个小组事实上的领导。他们派小组成员带着先进的诊断设备,去凯内马,去尼日利亚,帮助当地医生快速诊断埃博拉。“越快诊断埃博拉,也就能越快阻止它,”撒贝缇最近说。“但难题是,怎么阻止这东西?”


撒贝缇和研究小组制订各种计划,以尽快开始读取病毒的基因组。一切针对埃博拉的药物、疫苗、诊断试剂,都取决于它的遗传密码。研究人员知道,密码在不断变化。埃博拉会不会在不断变化中躲开针对它的防御?疫情从哪里来?是始自一个人,还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从不同的人体内开始?埃博拉病毒会不会变得更易传染,传播速度更快?


撒贝缇和小组构思了一个方案,采集埃博拉感染者的血液样本。不管从患者血液中发现了哪种埃博拉病毒,他们都要读取基因组。中世纪修士手抄经文的时候,出过各种错。由于埃博拉病毒复制时也会出错,每个基因组就像一本手抄经,不同基因组之间就会出现可检测到的差异;这病毒也不只“一种”。埃博拉病毒不是一种生物,而是一群。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种群,彼此不同,每个病毒粒子都与其他粒子争夺进入细胞内进行自我复制的机会。在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时,病毒群的遗传密码也在改变。通过观察埃博拉的几个基因组,科学家们希望从整体上把握病毒的形象,把它理解为随着时间和空间流动的海量遗传密码,就像从空间和时间维度观察一个生命体。为了获得基因组,他们需要血样。


几组流行病学家和医务人员从凯内马出动,确认了感染埃博拉致病的另外12名妇女。她们都参加了那个巫医的葬礼。她们被送往凯内马医院,安置在拉沙热病房。乌马尔·汗和塞拉利昂卫生部的高官都急于对埃博拉病毒基因组测序,于是汗和撒贝缇与政府部门官员配合,采取了一种不干扰病人护理的采血方法:研究人员从临床护理使用过的软管当中搜集血清样本。这些管子是有生物危险的医疗废物,本应在医院的焚化炉烧掉。“我们尽一切所能使我们的采样不留痕迹,”撒贝缇说。他们还从另外35名疑似曾接触埃博拉病毒的人那里采了血样。


成果是数量巨大的微型试管,装有来自49人的血清。每个微型试管只有铅笔削尖的笔头那么大,盛着一小滴人血血清,金色,比一粒柠檬籽还小。液滴混合了大于自身剂量的化学杀菌剂,杀死埃博拉病毒。奥古斯丁·戈巴,医院实验室的负责人,把这些小管里的灭菌血清装进一只盛满冰的箱子,然后用DHL把箱子送往哈佛大学。


四天后,6月4日,箱子到了撒贝缇的实验室,名叫斯蒂芬·盖尔(Stephen Gire)的科学家穿上生物防护服,把箱子带进一间狭小的生物防护实验室打开。样品应该是安全的,但盖尔不敢怠慢。盖尔高个子,话不多,透着严谨。他颇有厨艺天分,在2008年曾有机会参加电视竞赛节目“顶级大厨(Top Chef)”,但他没去,而是去刚果民主共和国建立了实验室研究猴痘,一种与天花有关的病毒。盖尔的左前臂有一个猴痘病毒粒子的纹身,盖尔自己把病毒的内部结构设计成风格化的图案,像一堆月牙儿。现在,在哈佛的实验室,面对没开封的一箱从非洲来的血样,他发现忘了带刀。他掏出自己的车钥匙,拆开包装,取出那些微型试管。冰已经化了,但试管仍是冷的,并且明显安全:液滴的颜色说明,血清已是无菌的。每支试管里容纳着约十亿个埃博拉病毒粒子。


盖尔首先要从血清中提取病毒的遗传物质。盖尔检验了所有血样中的埃博拉病毒。采了血样的49人里,有14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只要看看就知道了:那些血样中,病毒已破坏了血液,死掉的红细胞使血清显得浑浊。他工作到很晚,把所有试管放入离心机离心,并添加化学试剂。这一切完成后,他得到14小滴清澈的水溶液,盛在各自的试管里。每个液滴里含有数量庞大的RNA片段——曾在凯内马一带那14名病患的血液里游荡的埃博拉病毒的遗传密码碎片。这些试管里有许多不同的基因组,因为那些病毒在复制的时候可能有发生各种突变。


第二天早上,盖尔开车到了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带着装试管的箱子,试管里是含有埃博拉病毒RNA的液滴。在博德研究所的一间实验室,他和同事莎拉·维尼奇(Sarah Winnicki),还有另外两个研究小组一起准备好将要进行解码的RNA。准备工作花了四天时间,而且盖尔和维尼奇几乎没睡觉。最后,他们把14份样本合并成一滴晶莹剔透的水溶液。这一滴水溶液里包含了大约六万亿个DNA片段。每个片段都是血样中某段RNA的镜像。大多数片段都是人类的遗传密码,但有大约两千亿个片段是埃博拉病毒的遗传密码。还有数十亿片段属于各种细菌和其他病毒的密码,各种碰巧活在在血液中的东西。这滴水溶液叫做片段文库。


液滴中的每个DNA片段都被标记上唯一的条形码——八个DNA密码字母的短组合——标明了这个片段来自14个病人中的某一个。“你可以把每个标上条码的DNA片段看作一本书,”盖尔说。“这本书有封面封底,上边有一个ISBN号。这是一本小书,读者很容易消化。你可以通过ISBN号找到这本书,这就是为什么液滴被称为文库。DNA片段文库里的书全都有了ISBN号,因此可以把文库送进一台机器”——一台基因测序仪——“这台机器会读所有的书。”液滴里包含的DNA字母书,比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书多多了。这些书胡乱堆成巨大的一堆,每本书里有什么也不知道。


6月13日,星期五,盖尔把一支装有DNA片段文库液滴的微型试管带到博德研究所基因组学研究平台的值班处。这个研究平台设有若干装满DNA测序仪的房间。测序仪是一个白色长方的柜子,跟卧式冰柜差不多大,每台价值一百万美元,这个研究平台有五十多台,成行排开。这些测序仪从生物样本里读取DNA密码,六名实验员全天候照料它们。最近,这些机器读取了兔子、腔棘鱼、疟原虫、携带疟疾的蚊子、念珠菌、EB病毒的基因组,以及一些与癌症、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有关的人类基因的基因组。


实验员用移液管从盖尔带来的埃博拉病毒液滴吸取了十分之一——这个量就像是潮湿天的一滴水汽——放在一片叫作流动槽的载玻片上。这微小的液滴包含了来14名埃博拉患者血液的完整的DNA片段文库。小水滴分散到流动槽的多个通道,流动槽放到一台Illumina HiSeq 2500测序仪的上样口,这是世界上最快的DNA测序仪之一。


随后的24小时里,测序仪自动工作,驱使样品溶液通过流动槽,接受激光的照射。在流动槽的表面,亿万个DNA片段变成成亿万个微小的彩色斑点。单个斑点的颜色在测序过程中不断变化,照相机拍下变化区域的照片,并存储数据。24小时后,测序仪读完了盖尔的DNA片段文库。这些数据传送到博德研究所的计算机阵列,由它把所有碎片组装成完整的遗传密码——就像是把图书馆里庞大的书堆整理出来,按照正确的书序放上书架。6月15日,星期天,盖尔和撒贝缇得到消息,计算机的工作完成了。成果是12个完整的埃博拉病毒基因组——曾在14人中的12人体内存活的埃博拉病毒。(有两个人的埃博拉病毒基因组,计算机没能拼出来。)撒贝缇和研究小组开始分析密码,研究埃博拉怎样变异。


在七月初,斯蒂芬·盖尔与撒贝缇小组的一名成员一同飞往塞拉利昂,他们去了凯内马医院,带给他们用于埃博拉疫情的的实验室设备。盖尔满目凄凉。埃博拉患者从乡村涌进医院,生命垂危,惊恐万状。他们住满了拉沙热病房,使这里成了埃博拉病房,医院临时赶建了第二处病房,一大片白色的塑料墙和塑料屋顶。这里也住满了埃博拉患者。新病房有一扇塑料观察窗,这样人们就可以看到病房里的亲人,跟他们说话。埃博拉病患的家属都在那窗口前来来往往。盖尔回忆,每当有病人来到窗前,家属看到他还活着,能走路了,就有惊喜的欢呼;每有死人的消息传来,就是悲伤的号哭。人群中有些人沉默无语,对那白房子和医务工作者身上的“太空服”困惑不解。在这个部分的世界,不是每个人都相信传染病理论,相信疾病会通过微生物传播。为什么医生不让人在葬礼上看到或触摸自己的亲人?很多人不信任政府,对疫病的宗教解释流传甚广。


乌马尔·汗正在埃博拉病房里工作。当他走出来,脱下防护服,盖尔觉得他看上去疲惫又紧张。汗定期与国际援助人员见面,他用手机打了无数电话,给世界卫生组织代表,给塞拉利昂卫生部官员,请求更多的帮助,更多的资源。他也打给家里人,他有九个兄弟姐妹,有的居住在美国,他的父母还在世,住在离首都弗里敦不远的城市隆吉。他与帕迪丝·撒贝缇交谈,他计划这几个月就加入她在哈佛的研究队伍。他迷上了基因组学,他想知道埃博拉病毒的基因测序进行得如何。他受不了疫情爆发过程里的官僚主义,撒贝缇告诉我,他总是回到埃博拉病房,在那里他可以躲开各种烦心事。他穿着防护服照顾病人时还更自在些。


汗主持拉沙热研究计划已近十年。2004年,他的前任安尼鲁·康特(Aniru Conteh),不小心用沾有感染拉沙热孕妇的血液的针头扎到自己。十二天后,康特在手下护士的看护下死于拉沙热。好几个月,政府找不到任何医生愿意接手拉沙热研究计划。汗刚刚完成了在塞拉利昂医学院的实习,同意接下这份工作。


汗是开一辆破旧的汽车来上班的。那年他30岁,温和英俊,嘻嘻哈哈地跟人开着玩笑。汗开始了这份工作,给患者格外的关照。有一天,一个名叫约瑟夫·费尔(Joseph Fair)的美国大学生患了极其严重的腹泻。汗去费尔的住处给他看病,那是附近一个天主教布道所里的一间居室,就在那次,费尔见识了汗美好的临床作风。开了一些抗生素后,汗愉快地对他说:“你会没事的。”但是,离开时汗忘了关上门。过了一会儿,费尔听见他对别的什么人脱口而出:“这家伙快不行了!我可不能让一个外国人死在我手上!”后来费尔好了起来,他和汗很快就成了朋友。几年后,他们在新奥尔良一间酒吧一起喝啤酒,费尔告诉汗,第一次见面时他听见了汗说他快死了。“好吧,你那时候确实快要死了,”汗回答。费尔说,“可你没告诉我。”汗大笑起来:“我能说你要死了吗?你是我的病人。你能想象吗?”


汗曾长时间在埃博拉病房工作,试图安抚病人。医院里一个护士感染埃博拉死了。她根本没在埃博拉病房工作过。病毒粒子是看不见的,它们在病房里是天文数字;遍地都是,患者遍身都是。


病毒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在空气中运动。一种是所谓的飞沫传染,比如一个人咳嗽时,病毒借排到空气中的飞沫移动。飞沫只能飞出两三尺,很快落到地上。另一种方式叫作空气传播。在这种模式下,病毒由微小液滴带到空中,液滴很快蒸发,只剩下微尘颗粒,可漂浮很远的距离,病毒的传染性能保持数小时或数天,并可以被吸入肺部。麻疹病毒粒子就能这样传播,人们曾观察到它穿过了半个封足球场长度的例子。埃博拉病毒很可能能够通过飞沫传染,但还没有证据证明它在干燥情况或附在尘粒进入肺部能够传染人。 1989年,在弗吉尼亚州的雷斯顿,一幢养满猴子的房子里出现了一种与埃博拉有关的丝状病毒,在猴笼之间传播,如今它被称为雷斯顿病毒。虽一直未被证实,但一种可能的传播途径,就是清洗猴舍的高压水喉在空气中形成水雾,而病毒粒子附着在小水滴上,在整幢房子的换气系统里循环。埃博拉病毒专家之间有一条行规,如果没穿生物防护服,你应至少呆在埃博拉患者两米开外,以防飞沫传染。


有的埃博拉患者会失去方向感,他们挣扎,摇晃,从床上掉下来。他们会流鼻血,并因此打喷嚏。他们会有喷射状的呕吐,呕吐时可能会咳嗽。有的人大小便失禁,从他们身体排出的所有体液都携带有越来越多的埃博拉病毒粒子。凯内马医院新建的塑料墙的埃博拉病房里有一种病床,在非洲的医院很常见,叫作霍乱病床。霍乱病人有无法控制的水样腹泻。霍乱病床上是一张塑料面的床垫,中间有个洞。洞下边的地板上放一只桶,病人的大便就通过这个洞排入桶中。在埃博拉病房里,护士来清倒便桶并保持病房清洁,但这根本不可能。然后一些护士开始翘班。在热带高温下,埃博拉病房的气味变得非常强烈。


大概在7月12日,一直在弗里敦与世界卫生组织一起工作的约瑟夫·费尔,从200英里之外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到凯内马,找他的朋友汗博士。费尔找到了他,但没能跟他说话,他后来告诉我。汗在塑料的埃博拉病房里,那地方一塌糊涂。病房里有三十多个埃博拉患者,躺在霍乱病床上,满地都是人体里排出的各种污秽。汗当时正在查房,还有一名护士,他们都穿着防护服。


美国埃博拉医生丹尼尔·鲍什(Daniel Bausch)曾在凯内马医院援助,他的同事们最近写信说,汗曾提到,“我担心我这条命,我得说出来……医务人员很容易染病,因为别人生病了首先来找的就是我们。”他们还转述了汗的妹妹伊萨塔的话:“我告诉他别去医院了,但他说,‘要是我不治他们,以后谁来治我?’”也许汗想到了他的前任康特博士,他死在了自己负责的病房。


亚历克斯·莫阿格巴(Alex Moigboi),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医院老员工,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然后护士长姆巴鲁·冯妮(Mbalu Fonnie)开始发虚、打寒战,发起了高烧。她是个寡妇但有时还用夫姓桑科,1990年代这家医院开业时她就在这里工作了。起初她没太在意自己的症状,仍然每周上七天班,每天干14-16个小时。她希望自己只是得了疟疾,给自己打了抗疟疾药的点滴,但没好。她的埃博拉病毒检测是阳性。就在同一天,凯内马医院的另外两名护士,法蒂玛·卡马拉(Fatima Kamara)和维罗尼卡·塔克(Veronica Tucker),也呈埃博拉阳性。莫阿格巴死于7月19日,两天后冯妮也死了。


凯内马医院的许多员工吓坏了,开始呆在家里不去上班。到头来只有汗在埃博拉病房继续工作,很少甚至没有帮手。塞拉利昂简陋、原始的医疗保障系统,在埃博拉病毒的重压下崩溃,而工作在埃博拉疫情中的各个国际救援组织也捉襟见肘。距离凯内马80公里,“无国界医生”组织在塞拉利昂东部城市凯拉洪的一个救治中心接收埃博拉病患。在利比里亚,基督教救援组织“善普施”的医生和护士在蒙罗维亚附近一所名叫ELWA的医院面对埃博拉病人应接不暇。汗与帕迪丝·撒贝缇定期通话,“我们是孤立无援了,”有一天他说。撒贝缇告诉他,她和作战室的同事正在向他那赶派人员和设备,他们也正向全世界呼吁,寻求更多的医生和援助。“人和援助都在来,”撒贝缇后来告诉我,“但那是杯水车薪。”


撒贝缇让汗当心精神紧张和过劳。“最重要的是您的安全。请照顾好自己。”


他告诉她,“我必须尽全力来帮助这些人,”然后他就会穿上防护服回到埃博拉病房。汗是一场战斗中的将军,他的大多部下死的死逃的逃。


7月19日,在一个员工大会上,人们注意到汗的气色不太好。第二天,他没来上班。他把自己隔离在家里。第三天早上,他要求做化验。一个化验员去他家给他抽了血:埃博拉病毒阳性。汗不想在凯内马医院接受治疗,他不愿让他的员工看到他发病的症状,他觉得他会让大家更气馁。第四天,他爬上一辆救护车,沿着车辙嶙峋的土路到了凯拉洪的埃博拉病房。


在凯拉洪救治中心,有一台由发电机供电的冰柜,冰柜里有三个小塑料瓶,装着冻结的水溶液。溶液里是抗体,Y字形的分子,由哺乳动物的免疫系统自然产生,以对抗入侵的微生物。那液体叫ZMapp,一种治疗埃博拉病毒感染的试验药物,三瓶可能是ZMapp给一个人完成一个疗程的剂量。这种药物还没在人体上试验过。过去十年里,一群科学家开发出了这种药,他们只有很少的钱,而且埃博拉病毒专家群里几乎没人鼓励此事。一共有十来个人参与工作,但主要的研究人员是拉里·蔡特林(Larry Zeitlin),圣地亚哥一家生物技术公司马普生物制药的总裁;吉恩·加拉德·欧林格(Gene Garrard Olinger),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分支机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一名承包商;邱祥国(音)和加里·柯宾格(Gary Kobinger),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设在温尼伯的研究机构的研究员。ZMapp混合了杀灭埃博拉病毒似乎尤其有效的三种抗体。马普生物制药和ZMapp的制造商、肯塔基生物加工公司发明了一种在烟草植株上培养抗体的方法。


2014年4月,汗病倒前三个月,柯宾格和他的小组在加拿大首次在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猴子身上测试ZMapp。他们给了猴子一千倍致命剂量的埃博拉病毒。结果研究人员很惊讶,这种药把猴子都救活了。甚至当动物看上去已濒临死亡时ZMapp仍然有效。柯宾格和他的小组发现,他们得给实验动物三剂ZMapp,每次给药相隔数天。柯宾格把这比作职业拳击手的三记出拳:前两拳击倒埃博拉病毒第三拳结束战斗。六月下旬,当埃博拉病毒已开始在西非爆发,柯宾格从他温尼伯的实验室前往凯拉洪,给那里的医生带去实验室设备和那三个塑料瓶的ZMapp,把小瓶留在了凯拉洪的冰柜里。他想看看ZMapp在热带气候里能不能保存好,炎热和不稳定的电力供应很可能让药物失效。他没想过它们会派上用场。


塞拉利昂政府把乌马尔·汗的困境视为国家的危机。汗一病倒,一位政府官员就发了电子邮件给世界各地的埃博拉专家,索取一切可能救他的药物或疫苗的信息。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塞拉利昂政府、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的官员,美国陆军的科学家,以及操持凯拉洪埃博拉救治中心的“医生无国界”组织的医务人员,在一连串的国际电话会议中讨论着如何治疗汗。电话里很多人人都认识他,而他生死攸关。


讨论很快集中到ZMapp,它看上去比别的药都更有指望。但为什么让汗,而不是别的病人来用这种试验药物?要是他死了怎么办?ZMapp几个月前在一些猴子身上试验过,但那又能说明什么呢?它用烟草植株上培育的人鼠嵌合抗体制成。这种物质进入血液,人可能有严重的过敏反应。假如用药之后出了问题,凯拉洪没有重症监护病房。要是看到西方人用试验药物治死了汗,一个非洲科学家、民族英雄,塞拉利昂将举国震怒。但要是不给他ZMapp,而他死了,人们又会说,西方人藏着神药不给他用。“我一直小心让我的意见保持中立,”柯宾格回忆。讨论和电话持续了三天。


这时候,南边320公里之外的ELWA医院,59岁的美国卫生工作者南希·莱特堡(Nancy Writebol)发烧了。她测出疟疾阳性后回家卧床休息,她和丈夫大卫·莱特堡就住在医院的院子里。没过多久,随“善普施”来到ELWA的33岁美国医生肯特·布兰特利(Kent Brantly)打电话给兰斯·普莱勒(Lance Plyler),善普施的救灾医疗主任。“你别慌,兰斯,但我想我已经发烧了,”布兰特利说。他把自己隔离在医院里他的住宅,善普施把他的血样送到利比里亚国家参考实验室。普莱勒告诉我,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一个医生可能感染了埃博拉,所以他在试管上标了假名,坦巴·斯内尔。


利比里亚国家参考实验室过去是一个黑猩猩研究中心,坐落在蒙罗维亚国际机场附近一条林中土路的尽头。这里的人员和设备都很好。美国病毒学家丽莎·亨斯利(Lisa Hensley)一直在那里与利比里亚和美国同事工作,测试几十份来自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者的临床液体样本。亨斯利在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工作,在美国政府的生物安全实验室研究埃博拉病毒超过十五年。她和同事穿着增压防护服,使用名叫PCR检测仪的设备检测样本里是否含有埃博拉病毒,帮助利比里亚的医生确定感染者。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化验了坦巴·斯内尔的血样。是埃博拉病毒阴性,亨斯利用电子邮件把化验结果发给了善普施的一个医生。坦巴·斯内尔的真身,也就是肯特·布兰特利,病得更重了。


7月25日,国际各方终于对乌马尔·汗的事做了决定。ZMapp还是太冒险,不能给他用。汗知道了这个决定;现在不清楚他是不是参加了做出决定的电话会议。就在同一天,他住在费城的哥哥萨希德开始疯狂地打电话到凯拉洪,要和他说话。萨希德打了好几天乌马尔的手机,一直没人接。萨希德打给了凯拉洪当地的某个人,要求跟他的弟弟通话。“现在不可能跟乌马尔说话,”那人告诉他。萨希德怒了。“那我要他的照片,证明他还活着!”他喊道。很快,有人发给他一张他弟弟的照片。照片上,乌马尔坐在一张塑料椅子里,呆呆的,眼皮耷拉着。他看上去有气无力,身体佝偻着,尽管脸上闪了一点微笑。萨希德认为那微笑是为了告诉他们的母亲别担心。


在蒙罗维亚的实验室,丽莎·亨斯利和她的小组收到了坦巴·斯内尔的另一份血样。紧接着,亨斯利收到疾控中心一名官员的邮件,说血样来自“一个自己人”。亨斯利明白这意味着一个医疗救援人员可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然后,另一份血样来了,名字是南希·约翰逊。亨斯利知道那名字是假的。实验室没人手——那天是7月26日,利比里亚独立日,法定假日。不过亨斯利还是和同事兰德尔·薛普穿上防护服,走进了实验室。他们先从坦巴·斯内尔的血样开始。机器很快:他有埃博拉。亨斯利发邮件给兰斯·普莱勒:“我很抱歉地通知您,坦巴·斯内尔是阳性。”当天晚些时候,她发短信给他:南希·约翰逊也有埃博拉。


在ELWA,普莱勒去了肯特·布兰特利卧床隔离的住处,看到他的病状心如刀绞。“我真不想告诉你,你感染了埃博拉,”他说。过了一会儿,布兰特利说,“我真不想听你说出来。”普莱勒当即决定,要尽一切所能救他。他知道有治疗埃博拉的试验药物。善普施的医生发了一封邮件给驻在蒙罗维亚的美国疾控中心官员:他们想与直接参与过药物开发的研究人员谈谈。他们希望这个人帮助普莱勒联系上能获得这些药的人。


结果这个人就是丽莎·亨斯利,刚在蒙罗维亚化验过布兰特利和莱特堡的血样的科学家。她发了信息给善普施,并表示愿意尽快造访ELWA。她要到第二天晚上才能脱身,而且天黑后路上就不那么安全了。蒙罗维亚的各家医院都满是埃博拉患者,医疗体系摇摇欲坠。在农村,外派的医疗队曾受到小群惊恐的居民袭击。亨斯利给美国驻蒙罗维亚使馆打电话,让他们安排一辆车和司机带她去ELWA。她是当晚十点钟到的,普莱勒已经在他的车里等。他们开车穿过医院楼群,到了一间刷成白色小房子,亮着灯的窗户只开了一条缝。窗户里边肯特·布兰特利正坐在床上,拿着他的笔记本电脑。他在研究他的病例,他告诉亨斯利,他知道一些埃博拉抗体。


亨斯利从事过埃博拉病毒实验性药物和疫苗的实验室研究。透过窗户与布兰特利谈话的当儿,她总结了19种可能的选择。一种也没在人身上试验过。今年一月,Tekmira制药公司已经开始一种药物的人体试验,评估它的安全性,药的名字叫TKM-埃博拉。它在猴子身上的试验结果很不错,但公司正在为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准备更多资料,药品的研制部分暂停。有种叫T705的药,已经在日本进行了人体试验,它是用于抗流感病毒的,可能对埃博拉病毒也有一定作用。亨斯利告诉布兰特利,她参与过名为rNAPc2的药的研究,那是Nuvelo公司研制的一种抗凝血剂;三只参与试验的猴子,这种药救活了一只。布兰特利的关注还是集中在ZMapp。它救了病情很重的猴子,就像他现在这么重。但他还是没主意。亨斯利的话说完,布兰特利的声音从窗缝里传出来:“你会怎么办,丽莎?”


她告诉不了他怎么办。“这种主意得自己拿,”她说。然后她告诉他,十六年前,她曾接触埃博拉病毒。那年她26岁,穿着防护服处理满是埃博拉病毒粒子的液体,剪刀穿破两层手套划到了她的手指。当时唯一的试验性疗法,是俄国人制造的一种马血清;那东西可能会要她的命,她决定不用,除非确信自己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事故发生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个会分析事态,然后她被送回公寓。她打电话给父母,告诉他们,她可能染上了埃博拉病毒,他们得过来收拾她的东西,把她的猫带回他们家。


布兰特利听着,然后说,从那些数据看,他可能会选择ZMapp,尽管它从未做过人体试验。亨斯利表示如果他发生出血,自己愿意献血。普莱勒又开车送她穿过楼群来到南希·莱特堡的住处。莱特堡在一扇窗边睡着了。她的丈夫和一名护士穿上防护服,叫醒了她,亨斯利就在屋外跟她说话。这时,亨斯利注意到窗户是敞开的,而莱特堡开始咳嗽了。吊扇把阵阵空气吹出窗外,拂过亨斯利和其他人。亨斯利都能闻出卧室的气味。她向后退了一步,但什么也没说。那天夜里,回到酒店房间,亨斯利给兰斯·普莱勒发了条短信。“你们搞得我有点紧张,”她写道,她建议他们在两名患者窗外的时候也戴上呼吸面罩。


7月28日,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的加里·柯宾格,收到兰斯·普莱勒的邮件,要求尽快把ZMapp送到ELWA医院。柯宾格告诉他,穿过国境到塞拉利昂,离他最近的药就在凯拉洪的冰柜里。这时候,乌马尔·汗已经接近死亡。亨斯利没参与是否给汗用ZMapp的讨论,但她知道最后的决定。


药品得从凯拉洪空运过来,但那儿没有机场,最近的机场在佛亚市。几天前,塞拉利昂卫生部的一队人在佛亚遭到袭击,一辆车被烧毁,居民也在逃离那一带。美国驻蒙罗维亚大使馆让丽莎·亨斯利去取药,给她安排了一架直升机。


那是架老旧的灰色俄制米-8,由两名乌克兰飞行员驾驶。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陪她同去,他告诉她是为了让她安心。天在下大雨,亨斯利和上校在停机坪上的直升机里坐了好几个小时。就是这几个小时里,在凯拉洪,乌马尔·汗死了。终于,在天气稍微好转的空当里,直升机起飞,向北出发。亨斯利戴着耳罩,扣着安全带坐在上校对面的长凳上。窗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除了不停敲打在玻璃上的雨水,但现在她可以时不时瞥到丛林覆盖的山脊从下边划过。她紧张起来,尤其是听到上校说,“有时候我们是在零能见度里飞。”


在这场疫情里,每个人都是在近乎为零的能见度里飞行。在直升机下边,雨雾中看不见的地方,埃博拉正在隐秘中移动。还没有任何已知的药物或疫苗能在人体内对抗它;亨斯利在半路上,她去取一种试验药物的一份。后来她告诉我:“要是你在湖边散步,有人溺水,你不能不试着救他们。而人们正在埃博拉病毒里溺水。”


她是单身妈妈,有个九岁的儿子,在马里兰州由她父母照看着。“要是我们不帮忙,会给孩子留下什么印象呢?”有一天她对我说。“我们的孩子还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而且那些人在死掉啊。父母责任的一部分,是教我们的孩子怎样负起责任。我们得给我们的员工,我们的家庭,和非洲的患者做个样子。”


亨斯利睡着了,直升机在佛亚降落,她发现一架善普施的飞机已经带着药飞走了。直升机飞回了利比里亚。


在ELWA医院,药到手了,兰斯·普莱勒现在愁的是该给莱特堡还是布兰特利用。他在《以斯帖记》里找到了这样的话:“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莱特堡现在病得非常严重,而他发现布兰特利的状况好得出奇,在床上抱着笔记本电脑工作。布兰特利更关心莱特堡。“把药给南希吧——我过几天就能从这儿出去了,”他告诉普莱勒。撤离的飞机已经定好了,他显然是在想着那条路。尽管如此,普莱勒还是推迟了决定。又一个晚上过去了。


7月31日上午,普莱勒去见南希·莱特堡,并决定给她用药。她似乎已接近埃博拉病毒感染的末期症状;她的躯干上起了大片的红点和丘疹,这是皮下出血的迹象,而且她也开始内出血。她随时可能不行:失去血压,休克,然后死掉。一个瓶子从冰柜取了出来,普莱勒把它放在莱特堡的腋下,让它化冻。


那天晚上大约7点钟,普莱勒去布兰特利家看他怎么样。从窗户看进去,他惊呆了。布兰特利已突然进入了弥留。他双眼凹陷,面如死灰,呼吸急促而不规则。“临床医生都知道这种样子,”普莱勒后来告诉我。“他不行了。”布兰特利自己就是临床医生,他意识到自己是在呼吸骤停的边缘。医院没有呼吸机,他撑不过那一晚。


普莱勒做了个决定。“肯特,我要给你注射抗体。”他要把三剂药拆开,一瓶给布兰特利,第二瓶给莱特堡,谁没能撤离第三瓶就给谁。


一名护士从莱特堡腋下拿出了瓶子。莱特堡说,她很高兴把它给布兰特利。在普莱勒注视下,名叫琳达·马布拉的医生穿上防护服,走进布兰特利的住处,她准备好了静脉滴注。他们计划以很慢的速度给他滴注第一剂抗体,这样不至于使他休克。普莱勒守在窗边,和布兰特利一起祷告。不到一个小时,布兰特利就开始剧烈颤抖,这种情况叫寒颤。它发生在严重细菌感染而濒临死亡的人身上。普莱勒对这种寒颤有不同的感觉。“这是抗体在踹病毒的屁股呢,”他透过窗户告诉布兰特利。


三小时后,丽莎·亨斯利收到了兰斯·普莱勒的短信:“肯特的第一剂抗体差不多滴到一半了。说实话,他看上去明显好多了。这可能吗?”亨斯利回短信说,濒死的猴子在数小时内就表现出状况改善。两天后,所需的三剂ZMapp注射完成了一剂,并得到一个从埃博拉感染康复的14岁男孩的输血之后,肯特·布兰特利走上了撤离飞机。在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医院,他使用了从肯塔基州的药厂送来的另两剂ZMapp,两周后他出院了,彻底摆脱病毒。


南希·莱特堡是另一番体验。接受了第一剂ZMapp之后她的情况并没有明显改善,她的双手剧烈瘙痒,似乎是对药物的过敏反应。然后她的内出血还在继续,她也接受了输血以弥补失去的血量。不过她活了下来。两天后她撤回美国,在埃默里大学医院她用了更多的ZMapp,又输了一次血。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全世界的ZMapp已暂时用尽。这些药分别给了五名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包括一位西班牙神父,他用了第一剂之后不久就死了。更多的药物还在肯塔基州一幢大楼里的烟草植株上生长。如果不出差错,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这些植株上培养的抗体将能制造出20至80个疗程的ZMapp。美国政府和马普生物制药公司都在紧赶慢赶地种植更多植株以增加产量,但扩大规模并不容易。这种药物仍然未经检验,谁也说不好在埃博拉战争里它能否成为一种武器。


7月31日下午两点钟,乌马尔·汗的葬礼在凯内马开始了。有500人参加了葬礼,包括城里的居民、科学家、医务工作者和塞拉利昂的部长们。很多人痛哭失声。掘墓人挖到了岩石层,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得以继续深挖。那天晚上十点,也就是肯特·布兰特利正因为流入身体的ZMapp打起剧烈寒颤的时候,掘墓人把汗的遗体葬在了凯内马医院。


在汗弥留之际,帕迪丝·撒贝缇为他和凯内马医院的人写了一首歌,名叫“一个事实”。有句歌词是“这场战斗中我永远与你同在。”她曾希望有一天她能唱给他听,但那时他已经隔离了。当她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她“彻底被打败了,”她说。“我都不能开口描述那种替全世界感到失落的心情。”在凯内马医院埃博拉病房工作过的医务人员的死亡同样摧心剖肝。


整个夏天,撒贝缇和她的小组继续读取埃博拉病毒的基因组。他们在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的网站上实时发表成果,让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可以立即看到。八月下旬,他们在Science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详细说明他们的成果。在五月到六月的三个星期,也就是病毒刚开始在塞拉利昂形成传染链的那段时间里,他们已经为凯内马城里及周边78人血液中的埃博拉病毒完成了RNA密码测序。研究小组用测序仪分析了海量的遗传密码,为这78人血液中的病毒拍下了约20万张照片,并观察到它随着时间发生变异。他们能看出谁把病毒传给了谁。他们能确切地看到它在一个人体内增长以及传给下一个人时究竟如何变化。这些照片合在一起成为埃博拉病毒的一段短片。你可以把病毒想象成一大群鱼,每个埃博拉病毒粒子是一条鱼。鱼在游动,游动和增殖的同时它们也在变化,直到鱼群中有了很多种类的鱼,而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有些种类的鱼比别的鱼更擅长游泳。


盖尔和撒贝缇的研究小组还发现,这些病毒最初都来自一个人。可能就是Meliandou的那个男孩,但现在还无法确定。从那之后,病毒群稳定地变化,在掠过人群时它的遗传密码也在改变。当病毒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它有大约一半机会发生一个突变,导致病毒结构中的一个蛋白质略有不同。病毒到达塞拉利昂,在那个参加了巫医葬礼的女人体内游动时,它已经成为两个基因不同的族群。病毒的两个族系都通过那个葬礼传播进入塞拉利昂。某些变异已经使埃博拉病毒不那么容易被检测出来。


“这表明我们已能够实时分析埃博拉病毒,”撒贝缇说。“这种病毒不是单一体。现在我们已有办法观察病毒的行为,在任何时间点我们都能够看清是在跟谁战斗。”


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这篇论文列入了五位已死于埃博拉病毒的作者,包括乌马尔·汗,护士长姆巴鲁·冯妮,护士亚历克斯·莫阿格巴。“论文里有他们的一辈子,”撒贝缇说。还有一千瓶感染埃博拉的人类血样呆在凯内马医院的冰柜里,等着完成繁冗的审批手续,然后空运到哈佛上测序仪,科学家就可以看到病毒群更近期的行为。


经常被问起的问题是,埃博拉病毒会不会进化到能够附着在干燥微粒上,通过空气传播,从肺部进入人体。博德研究所的负责人埃里克·兰德(Eric Lander)认为这是个错误的提问。兰德高个子,四方脸留着胡须,说话快而坚定。“这就像问‘斑马会飞吗,’”他说。要彻底成为空气传播病毒,埃博拉粒子就需要附着在悬浮于空气中的细小尘埃,在脱水状态下仍能存活,还要能穿透肺内细胞。兰德认为埃博拉病毒不太可能发展出这些能力。“这就好比说,已经进化成具有某种存活方式,比如通过直接接触传播的病毒,可以突然进化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存活方式,在干燥空气中传播。好的问题应该是‘斑马能否学会跑得更快?’”


即便不会通过空气传播,埃博拉病毒仍有很多种途径变得更易传染,兰德说。例如它可以变得不那么致命,在人身上引起缓和一点的症状,让20%的患者死掉而不是现在的50%。这样会留下更多的人患病而不是死掉,并且可能让他们病得更久。这对埃博拉病毒或许更有好处,因为宿主可以活得更久,形成更多的传染链。


在利比里亚的实验室,丽莎·亨斯利和同事注意到他们化验的某些血样里的异常情况。在这些血样中,埃博拉病毒粒子增长到远超前几次疫情中的血样里所见的浓度。一些血样几乎是挤满了埃博拉病毒。这也是岁病毒有利的,因为增大了病毒到达下一个感染者的几率。


“从人到人的传染过程中它是否变得更擅长复制?”亨斯利说。她不是太肯定,也许在以前的疫情中,有些人的血液里也有过这等数量的病毒粒子。“我们还是得回到实验室来解答这个问题。”


中国的伟大军事家孙子在他的兵法中写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撒贝缇和她的研究小组现在有办法观察埃博拉病毒的变异,他们看到了敌人。这意味着检测埃博拉病毒的手段可以随着它的改变迅速更新,而科学家或许也能看到它朝一些危险的方向变异。


同时,科学家一直在开发对付病毒的武器,并已开始试验。研制出ZMapp的科学家和肯塔基生物加工公司在努力提高ZMapp的产量,并把它作为新药在埃博拉感染者身上试验。他们希望药物能通过临床试验,获得监管机构的支持。即使以提高之后的生产速度,ZMapp的供应仍远不足以治疗感染人口,但只要它有效,就能杀灭一部分感染者体内的埃博拉病毒。只要埃博拉感染者有药可救,或许就有助于鼓励医务人员在埃博拉病房工作,他们知道假如自己感染会得到救治。


各种可能的药物之外,疫苗也在开发中。在九月初,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已经开始在20名志愿者身上试验一种疫苗,这是葛兰素史克公司的一个部门基于一种腺病毒研制的。另一种疫苗,叫VSV-EBOV,由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研制并授权给NewLink基因技术公司,也于上周开始了人体试验。很可能在明年某个时候,会有一种疫苗可供已经接触到埃博拉病毒的人使用,但用于普通人的审批过程可能还走不完。如果有一种疫苗是安全的并且显示出抗埃博拉病毒的效果,如果它可以在热带气候下运输而不失效,那么针对埃博拉的疫苗接种就指日可待。


如果疫苗有效,则可以设想由疫苗接种者围绕埃博拉病毒高发地建立接种环。这种方法是医务人员在围绕病毒高发地区的宽达十数公里的环状区域里,为每一个人接种疫苗。这就像防火隔离带,阻止火势的蔓延。接种环曾是消灭天花的关键武器,这种病毒在1979年被宣布根除,但接种环能否对埃博拉奏效——哪怕有好的疫苗——谁也说不好。为切断传染链,流行病学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锲而不舍地追踪病例。


在美国和欧洲,多家医院在应对方案中都犯过致命的错误,因为他们都是头一次对付埃博拉病毒,那些错误是在非洲训练有素的医务工作者不会犯的。但他们会学乖的。眼下,对抗埃博拉病毒的战士们明白,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和持久的战争。他们的许多武器会不管用,但有一些会开始奏效。在这场战争中,人这个物种拥有的某些优势,以及造就这些优势的东西,是埃博拉病毒没有的。它们包括自知、协作能力、牺牲精神,人在自然界扩张的过程里曾经助益我们的各种特性。如果埃博拉病毒会变异,我们也能变,而且可能比埃博拉更快。

7条回复

1
小软小绵

致敬这些与病毒作顽强斗争的医务工作者和科学家!!

2
等到思念像海

汗死的真可惜,在非洲这样的土地上,成长为一个顶级病毒专家不容易,再说,他的对民众的象征意义更大

3
11°青春

伟大 无私 勇敢,致敬

4
纪名优子

越看越看不明白,太长人物太多

5
来来莫忘梦想

惊险。像战争片。但愿药品战胜埃博拉。

6
不肯媚俗的心

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牛逼。

7
舞动

足可以再拍成另一部病毒电影(另一部是:极度惊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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