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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和他的文学世界:异乡人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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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届耄耋之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V. S. 奈保尔在他初次涉足的中国度过了 82 岁生日。他依靠轮椅度过的中国之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出席了许多活动,也见了许多人,但被过度消费的奈保尔没有了往昔的愤怒,人们翘首以盼的他的招牌式吐槽与毒舌,被一脸倦容所取代,唯一令人熟悉的是他一如既往的坦白:“中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需要认真地体验和观察,也需要很多知识,但现在我没有这些东西了。”于是,我们意识到,那个在书里锋芒毕露的奈保尔真的老了。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留在中国读者心中的,最终只会是那个年少时离开家乡特立尼达岛,前往英国求学,寻根印度,深入非洲,遍及伊斯兰国家的奈保尔,只因他的这一生都印刻在他的 15 部小说和 14 部纪实散文里——人会腐朽,而作品不朽。
  

在中国,奈保尔终于不再愤怒
  

以奈保尔的体力,一本关于中国的新书对他来说可能真的是奢望,他甚至没有精力去深入了解这个他初次涉足的国家。更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到这里的人们需要将他“物尽其用”,比如期望借由一场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把自己抬高到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等地位。
  

几年前采访维·苏·奈保尔(V.S. Naipaul)作品的台湾版中文译者李永平时,同为移民作家的他表现出对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强烈情绪。大意是,人不是不可以批评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意识非常强的人,李永平说自己“边翻译边骂”,起誓如果有朝一日回到祖国大陆,绝不会写出带有《幽暗国度》(An Area of Darkness)和《印度:受伤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那种倾向的书。


倒不是说李永平出于移情作用所作的道德评价有多大意义,但那构成了我对奈保尔认知的一部分。他真是一个狠角色啊,除了骂过的文坛宿敌、抛弃过的女人们,就连他的作品也能深深刺痛那些本以为和他属于同一个队伍的“异乡人”。


年轻时,奈保尔的脾气大、刻薄是出了名的。这次为了请他来参加“上海书展”,主办方几个月前就开始煎熬。他和夫人纳迪拉(Nadira Khannum Alvi Naipaul)先是表示“愿意来中国”,但是一直没给准信儿,另一头,媒体却早早放出风去,引得万众期待。临近书展开幕,他的签证又没有按时办好,不得不把原定 8 月 10 日下午举办的《大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新书发布会推迟了一天。8 月 10 日早上,刚下飞机的奈保尔显得十分疲惫,很少开口,一切都由夫人应对。出版他作品的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个个非常紧张,当晚还给媒体打预防针,说他们和奈保尔的版权代理签订的合同非常严苛,他同意参加书展的三场活动,但要允许随时离场。


因此所有人都没料想,最终看到的是这样一位以轮椅代步,说一句完整的话都很费劲的老人。而年轻强势的纳迪拉几乎主导了所有谈话,“我来替他回答这个问题”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句子。当我问,戒了烟的他觉得有烟的世界和无烟的世界有什么不同,他才说了半句,对这个问题大为赞赏的纳迪拉就抢过话头:“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他从来就不喜欢抽烟,他是为了显得有魅力,你知道,一个作家拿着烟,说明他既危险又有趣,不过遇到我之后,他就不抽了。”
  

喜欢被提问


8 月 10 日下午,经过长途飞行非常劳累的奈保尔入住思南公馆,经按摩放松之后心情不错的他告诉主办方,第二天下午愿意回答媒体的五个问题,这意料之外的友好表示令新经典非常高兴,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天活动中,大家都发现,比起自己发言,他真的喜欢被提问。11 日,在纳迪拉的帮助下,奈保尔其实回答了不下 10 个问题,而且也不在乎是不是超出了原定的活动时间,最后他甚至同意为大家签名。要求签名的队伍排得很长,但奈保尔非常耐心,对合影的要求也一一满足。说是满足,其实只是被动接受,对于读者们的问候,他几乎给不出任何回应。这位喜爱狮子的老人如今仿佛也成了一只睡狮回到了摇篮里,感官退化得厉害,也许心里有想法,但表面上完全看不出来。


如果说发布会后大家还只是为奈保尔的老态而唏嘘,那么 12 日“上海国际文学周”主论坛,则因为准备不足和沟通欠佳而留下了不少遗憾。这场名为“文学与翻译:在另一种语言中”的论坛,原定由奈保尔发表为时五分钟的主旨演讲,可是奈保尔以为他将和自己的中译本译者就翻译问题进行交流,于是他上台后直接说:“请大家向我提问。”毫无准备的主持人袁筱一与两位观众只好胡乱问了几个与翻译无关的问题。眼看五分钟过去,工作人员上来准备将奈保尔推下场。这时奈保尔做出了两天以来最迅速也是最坚决的动作,一把拿过话筒,对大家说:“我本来想好好谈谈的,回答问题对我来说是比较好的方式,很抱歉我的回答好像没有令你们兴奋,可是得有人向我提问,我没法在真空里谈。”说完看着主持人,我以为他的这番话至少可以为自己再争取一两个问题,或者台下即将上场的嘉宾们能自告奋勇地弥补此前的混乱,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推轮椅的工作人员不由分说把他请下了台。


换作年轻时的奈保尔,大概是会愤怒的,可是这次,陪同他的翻译陈蒙告诉我,他离场之后就回宾馆睡觉了,没有再做评价。
  


力不从心的旅程


“其实奈保尔真的年纪有些大了,不过他的好奇心还是蛮重的,很愿意到处走走看看。”陈蒙说,“办宾馆入住手续时我翻了他的护照,签证满了。”在她看来,奈保尔虽然不太讲话,但“夫人说话的时候,他一直在听”。他对城市和建筑感兴趣,还想到上海的河边走走;在去杭州的路上,他看到沿路的风景和漂亮房子觉得很兴奋,听说房价很贵,又很同情中国的年轻人。他说自己曾经尝试学习日语,对中文也感兴趣,可是觉得太难了。在杭州的两天,他们被安排住在西溪湿地附近,他特别喜欢那里的风景,还喜欢喝绿茶。


2009 年,奈保尔的身体状态比现在好得多,他们夫妇从非洲的中心乌干达出发,先后经过加纳、尼日利亚、象牙海岸、加蓬,最后到达南非,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旅行,并根据旅途中的观察写出了《非洲的假面具》(The Masque of Africa)一书。出生在非洲的纳迪拉说,这一次他们在非洲受到了政客和知识分子的空前欢迎。“他们说,请你写我们吧,你是对的,因为你 20 年前在《大河湾》中写到的事情,后来真的发生了。你是一个预言家!”实际上,《大河湾》刚出版时受到了不少质疑,奈保尔说他并不是预言家,他只是观察到了这些事情,“因为一个认真的写作者,写现在就是写未来,未来就在现在之中。”


这次来中国,纳迪拉和奈保尔的出版人都很希望他能多待一些时间,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可是奈保尔诚实地说,他对中国了解太少,可能无法写出这样一本书,而且他不想有所期待,“因为一旦开始期待什么,就会毁了你的观察,使你看不见想看的东西。”事实上,以奈保尔的体力,一本新书对他来说可能真是奢望,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宾馆或车里,每参加完一次活动都得休息,实在没法深入了解这个他初次涉足的国家。更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到这里的人们将他“物尽其用”,比如期望借由一场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把自己抬高到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等地位,可是不仅没有真正的对话,台下打酱油的观众还问出“你写的是严肃文学还是流行文学”这种令人啼笑皆非问题。结果,曾经那个觉得记者问了傻问题就要翻脸走人的奈保尔对一切都没有提出异议,他对很多事情似乎都不知情,好像也不准备知情。面对这个沉默的、没有火花的老人,滋味太复杂,只能选择相信陈蒙在陪同他的日子里所观察的——“他实际上什么都知道,都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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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的两天,奈保尔被安排住在西溪湿地附近,他特别喜欢那里的风景,还喜欢喝绿茶(摄影:朱丹阳)
  
揭伤疤的人


年轻时,他是个郁郁不得志的浪荡子,因找不到生活的方向而想自我了断;婚姻中,他是个彻彻底底的负心汉,瞒着妻子逛窑子、找情人;他写书抨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亡妻祷告时却喃喃地念起可兰经。 他说自己在哪里都是“异乡人”,一个没有“过去”的人。他是维·苏·奈保尔,2001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奈保尔一直认为自己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作家。早在创作生涯初期,他就以夺取诺贝尔文学奖为目的,为了写作,他甚至放弃了生儿育女。最终,他如愿以偿,在赢得诺奖之余,也凭借 15 部小说和 14 部纪实散文在世界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他的《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Biswas)、《大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被收录在“20 世纪百大英文小说”(Modern Library 100 Best Novels)名册里。


奈保尔是作家,也是探险家,他游历过非洲大陆、南北美洲、许多伊斯兰国家,探寻后殖民时期的风土人情,用细腻的笔触揭开后殖民时代的种种伤疤—政治腐败、文化空缺、部落纷争。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在为他颁奖时评论道:“他的著作以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指引我们从遗忘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


读过奈保尔作品的人,一定会对这位大师充满好感——他文字精炼,思想深邃。然而,对他的生平有所了解的读者,必定又会对他怀抱复杂的情感——他完全不具备大师应该有的品质,比如温文尔雅,比如德高望重。奈保尔生性简单粗暴,狂妄张扬,出言不逊。他公开承认自己嫖妓,并且不以为耻;他大胆透露自己迷恋性虐游戏,曾把情妇打得鼻青眼肿,导致她无法出门;他诋毁女性作家,称“女人文笔不成气候”,引得满城风雨。


耄耋之年的奈保尔,虽然已没有壮年时云游四海的冲劲和狂妄自大的气势,但坐着轮椅来到中国的他依旧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坦白:“中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需要认真地体验和观察,也需要很多知识,但现在我没有这些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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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是作家,也是探险家,他游历过非洲大陆、南北美洲、许多伊斯兰国家,探寻后殖民时期的风土人情
  

独在异乡为异客


奈保尔 1932 年出生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查瓜纳斯,父母均为印度后裔。老奈保尔是个业余作家,他下意识地把自己的文学热情灌输给子女。奈保尔很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读狄更斯,读古希腊神话。7 岁那年,一家人搬到了首都西班牙港,奈保尔就读当地最好的女王皇家中学(Queen's Royal College)。高中毕业时,16 岁的他获得政府奖学金,之后选择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


到了英国后,奈保尔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波折。虽然他凭借自己的天赋出色地完成了课程, 但二战后的英国经济萧条,没有给这个才华横溢的文学青年半点机会。他想过回母校当英文教师,但内心的骄傲阻止他狼狈返乡;他想去印度机构谋事,可对方强调不录用外国人。
在印度人眼里,他是英国人;在英国人眼里,他是印度人。奈保尔就这样被夹在身份认同的屏障里,于是他开始堕落,陷入抑郁。当他欲自寻短见时,牛津大学的女同学帕特(Patricia Ann Hale)给了他温暖。帕特来自一个贫困的家庭,自然不会对奈保尔有任何轻蔑之意,在他囊中羞涩时,还经常慷慨解囊。于是,奈保尔依赖上了这个英国姑娘,帕特则对“印度”小伙子的文学天赋赞赏有加。


两人确定关系后,奈保尔就正式求婚了。迄今唯一得到奈保尔授权的传记《世事如斯》(The World Is What It Is)记录了这段情事:他红着脸从药店买了一个避孕套,缺乏经验的他不知道如何抚平帕特的紧张情绪,他的下半身充斥着欲火,而他的脑袋却冒出了 “责任感”、“忠贞”等词,他企图将“第一次”控制在纯爱范畴之内,最后他的欲火自然没能得到完全释放。完事后,他迅速给帕特递了一封“陈情书”,表示愿意对帕特负责。当时,奈保尔刚满 20 岁。
  

初试锋芒摘得毛姆奖


1954 年 12 月,奈保尔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加盟 BBC 旗下的《加勒比之声》(Caribbean Voices)担任兼职主持人。在这里,奈保尔建立了第一个“朋友圈”,由志同道合的同事组成,他们都是来自加勒比海的文学青年,包括赖敏(George Lamming)、萨尔温( Samuel Selvon)、 德里克·沃尔科特( Derek Walcott,1991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955 年 1 月,22 岁的奈保尔和帕特正式结为夫妇。婚后,在妻子的鼓励下,他开始文学创作。她为他的作品出谋画策,还是他的第一个读者,提供修改意见。这段时间,奈保尔迎来了第一个创作高峰期。1957 到 1959 年,三部小说《神秘的按摩师》(The Mystic Masseur)、《埃尔韦拉的选举权》(The Suffrage of Elvira )、《米格尔街》(Miguel Street)陆续出版。它们均以他的故乡为故事背景,他用诙谐的语调呈现了家乡人荒诞不经的生活节奏。其中,《米格尔街》令奈保尔声名鹊起,还为他赢得了创作生涯中的第一个重要的文学奖——1962 年的毛姆奖。这部小说其实是一条名叫米格尔街的“八卦”集子,主角都是无足轻重的市井人物。对小人物来说,一条街就是一个世界,他们上演的悲剧人生让人读来啼笑皆非。《纽约时报》当时这么评论道:“诙谐的小品集子,悲剧被弱化了,喜剧被突出了,而真相却成了主旋律。”


1958 年,《加勒比之声》停播,奈保尔失业,他的朋友圈也随即解散。失业后的奈保尔以父亲为原型,创作了小说《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Biswas)。毕斯沃斯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印度劳工的后裔,因为出生时有着六个手指,所以被认为是不祥之人。后来,他当了当地望族图尔斯家的入赘女婿,图尔斯家一板一眼地复制了印度家庭的生活模式。在这个趋炎附势的大家族里,毕斯沃斯发现自己丢了自由,为了摆脱压抑的气氛,他甚至读起西方经典《沉思录》来。后来,毕斯沃斯带着妻子离开,辗转成了记者,赊账买了自己的房子,然而疾病突袭,他撒手人寰,留下巨额债务给儿子。小说读起来像一部可歌可泣的“个人史诗”,而“毕斯沃斯买房立身”从侧面反映了殖民时期个人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的冲突。奈保尔说这是他“童年的所闻所感”,也是“他最私人的一部作品”。小说中,他幽默的语言、慢条斯理的叙事节奏和渗入文字的同情心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主角的悲剧成分。


随着作品的陆续出版,奈保尔经过出版社顺利进入主流的白人文化圈,认识了新的文人朋友,包括英国作家鲍威尔(Anthony Powell)、翁达尔(Francis Wyndham)、出版人黛安娜·阿西尔(Diana Athill)等。《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出版之后,奈保尔开始筹备自己的印度寻根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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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格尔街》令奈保尔声名鹊起,还为他赢得了创作生涯中的第一个重要的文学奖——1962 年的毛姆奖
  

被“屎”激起的愤怒的乡愁


“我是个没有过去的人,或者说过去对我来说是无法触及、无法凝视的,我因此很受伤。”2010 年,法国《新闻周刊》问起奈保尔对印度的态度时,他如是回答。作为印度劳工的后裔,奈保尔始终带着“局外人”的清醒和“局内人”的敏感。他为世人刻画了三幅栩栩如生的印度社会风貌图,分别是《幽暗国度》、《印度:受伤的文明》、《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终其一生,奈保尔以印度婆罗门后裔自居,而这种贵族情结在他最绝望的时候都没有丢失。年轻的他动了自杀的念头后,最先想到的就是找一个体面的死法。他的幼弟在牛津堕落时,他怒斥弟弟在给印度人丢脸。祖辈的方言、记忆中模糊的祭祀仪式等等遥远的印度的一切让他魂牵梦萦。早在他最初踏上英国的土地时,就在写给姐姐卡拉玛的信中提到自己的寻根计划。终于等到 1962 年,奈保尔在妻子帕特的陪伴下踏上了回“乡”之旅。接近印度的每一站,他都不忘给亲友寄去书信以抒发激动的心情。然而,奈保尔落地的那一刻,厌恶之情却袭上心头。


彼时的印度虽然已经独立了 15 年之久,然而一切还处在百废待兴的状态,公务办公效率极其低下,基础建设状况混乱不堪。已在大不列颠浸淫多年的“绅士”看到印度人的“野蛮行为”怒不可遏:印度人四处拉屎——在铁轨边、海滩上、河边、街上,他们甚至不懂得遮羞!奈保尔离开印度,在西班牙转机时,给友人写了一封吐槽信:“再见了,屎!再见了,可以忍受一切的印度人!再见了,没有尊严的地方!你真的无法想象机场厕所里的肮脏程度;从他们对屎的态度来说,我真不知道这个民族如何从精神上和道德上重振起来,我想他们应该意识到在这件事情上自己的责任。”


首次寻根之旅让奈保尔一度陷入消沉。回英国后,他甚至几个月都不愿意接触文字。他写信告诉弟弟希瓦说,他根本不了解印度。但因为之前已经跟出版社签了一本关于印度的书的合约,他只好硬着头皮下笔。这本“回乡偶记”就是《幽暗国度》,在书中他猛烈抨击道:印度人根本无法直视自己国家的现状,他们直面自己的贫困后,可能会发疯。该书出版后在英国、印度两地都引起了不小反响,尤其是印度方面,还有印度高官在英国杂志上发文讽刺奈保尔的“无知”—我们很清楚,印度的公共卫生标准是有待提高,但是造五亿人的抽水马桶,需要我们把所有的建设工程做个翻天覆地的调整。


然而,无论印度是多么脏乱差,对奈保尔来说,那里却像块磁石,不管他离得多远,始终脱离不了它的磁场。1975 年,时任总理英迪拉·甘地单方宣布戒严,印度政坛告急,奈保尔只身前往,这次旅行让他写成了《印度:受伤的文明》一书。1990 年,奈保尔推出了关于印度的最后一部著作——《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自此他才算与“祖国”达成了和解——在这本书中,奈保尔对印度的态度已经得到缓和,他看到了印度的经济发展,对印度的前途也不再那么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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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笔下的非洲和印度一样,官僚政治腐朽不堪、现代文明严重滞后
  

步入巅峰的 1970 年代


时间跨入 1970 年代,奈保尔开始向着创作巅峰迈进。1971 年,他的小说《自由国度》(In a Free State)荣膺布克奖,这是奈保尔首次以非洲为主题的小说,讲述两个英国白人在非洲一个新独立的国家亲历黑人部落相互屠杀的故事。这部作品的获奖曾引发争议,有评论批判奈保尔在小说中没有秉持明显的立场。


1975 年,奈保尔推出《游击队员》(Guerrillas),该书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最佳小说,也标志着他的作品走出英国,开始为其他国家的读者所知。这部小说依旧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为故事背景,其中的反面角色“革命领袖”吉米的原型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右翼分子,在现实中,因谋杀罪被处以绞刑。小说讲述了英国女人简跟随南非情人罗奇来到加勒比岛国的冒险经历。奈保尔在《游击队员》中大量植入以往作品中鲜见的激烈的性爱场面描写,这部小说成为他最畅销的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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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出版的《游击队员》标志着奈保尔的作品走出英国,开始为其他国家的读者所知
  

1979 年出版的《大河湾》无疑是奈保尔的扛鼎之作。整个 70 年代,奈保尔多次深入非洲腹地,《大河湾》是他以小说的形式完成的“观察报告”。他笔下的非洲和印度一样,官僚政治腐朽不堪、现代文明严重滞后。这部作品的开头耐人寻味:“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人微不足道,人容忍自己变得微不足道,人没有任何位置可言。”这句读来令人心酸的段子或许是奈保尔目睹人间苦难后发出的一声感叹。小说呈现的是一个名叫萨利姆的印度裔商人在非洲经营杂货铺的所见所闻。萨利姆(也可看作是作者本人)作为局外人对这个国家的微妙变化极为敏感,他关注到白人遭到报复性抢劫,看到原始部落的影响力逐渐恢复。事实上,萨利姆只是一个旁观者,小说的核心人物是新国家的总统,但他从来没有出现过,却具有极强的威慑力,人人呼之“The Big Man”。这个大人物鼓吹给国家一个美好的未来,然而人民等来的还是纷争和杀戮,而非洲人民始终在避让不及的苦难中挣扎。虽然这部作品大获成功,但也难掩批评之声,有人认为它带着殖民宗主身份的优越感。奈保尔对此辩驳称自己只是在记录观察到的世界,剖析后殖民时期赤裸裸的现实,对他观察的内容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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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河湾》大获成功,但也难掩批评之声,有人认为它带着殖民宗主身份的优越感;奈保尔对此辩驳称自己只是在记录观察到的世界,对他观察的内容不负责任
  

在文学评论界看来,《游击队员》和《大河湾》是奈保尔的成熟之作。奈保尔个人也将这两部作品视为自己的转型之作,而他很清楚自己创作方向的改变得益于情妇玛格丽特·穆雷玛格:“玛格丽特的到来,让我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以后我不会再错过任何东西,我的世界圆满了,以后的作品全靠她了。”奈保尔在传记中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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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 70 年代,奈保尔多次深入非洲腹地,《大河湾》是他以小说的形式完成的“观察报告”
  

墙里墙外游刃有余


在漫长的婚姻中,奈保尔从来没享受过性爱的愉悦。奈保尔一直怀疑自己的外表无法激起妻子的性欲。帕特是个典型的淑女,温柔而严谨。奈保尔在生活上极度依赖妻子,换件衬衫都需要征求帕特的意见,但帕特给不了他创作灵感,也给不了他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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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 22 岁时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帕特结婚,后者不仅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还是他的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并提供修改意见
  

奈保尔一直在幻想一场艳遇,可又不知道如何去引诱女性,他还担心经营一段艳遇耗时耗力,会影响自己写作,于是动了嫖妓的念头,毕竟这要简单得多。他从小报的广告中找了妓女的电话,在一个午后,他第一次光顾了妓院。但是他意识到妓女只能提供性服务,无法给他爱。他的性欲就像一座不死的火山,慢慢地燃烧着。当阿根廷女子玛格丽特出现时,这座火山就爆发了。


当时玛格丽特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而且比奈保尔年轻十岁,起初对他并不感兴趣,但经不住奈保尔的死缠烂打,还是屈服了。为了玛格丽特,奈保尔一度想离开帕特,但他无法做出决定——诚然他的灵感是需要玛格丽特的激情浇灌,但他的生活更需要帕特的照料。“帕特在智力上和奈保尔是对等的,玛格丽特只能满足他的肉欲。”弗伦奇评论道。


玛格丽特和帕特截然相反,她感性,性格火暴, 对奈保尔的作品提不起兴趣。她也很清楚,无法和奈保尔朝夕相处,她想看电视的时候,在隔壁房间写文章的他肯定会跑过来叫她把电视机关掉。两人在一段磨合后,选择了若即若离的关系。见面时,如胶似漆;分开时,各自忙碌。不过在奈保尔游历非洲和伊斯兰国家时,玛格丽特总是尽量抽身相伴。在漫长的 24 年里,奈保尔努力维护了这段“三角恋”。在三人的关系中,奈保尔是唯一的受益者,生活、享乐、创作全不耽误。他的妻子患上绝症,而她的情人为他放弃了自己的家庭,甚至打掉了两人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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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玛格丽特经常陪伴奈保尔外出旅行,两人的关系维持了 24 年,最后她从报纸上看到了奈保尔再婚的消息
  

30 年后,弗伦奇问起奈保尔未能出世的孩子,他的心情显得有些复杂:“很多人说,她怀的不是我的孩子,我想那孩子是我的。我常常自己瞎想,这个孩子如果能保住的话,1973 年出生,现在应该也到了而立之年,但我肯定要为他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70 年代是我创作的高峰期,《游击队员》、《大河湾》、《印度:受伤的文明》都是那个时期的作品。这还是我自己的决定,我的自我了断,就让我这么终结吧。”


1996 年 2 月,帕特因癌症转移到肝脏而撒手人寰。然而,丧偶后的奈保尔没有娶玛格丽特,很快她从报纸上看到情人再婚的消息。奈保尔的第二任妻子纳迪拉是一个离异的巴基斯坦记者。两人在一次宴会上认识,纳迪拉热情而大胆,初次见面就对奈保尔大献殷勤。她走到奈保尔面前,请求奈保尔一吻。其实,帕特病危时,奈保尔和纳迪拉就把婚期商定好了。帕特火葬后的第二天,还在服丧的奈保尔就把纳迪拉接到了英国。


婚后,奈保尔从情场浪子摇身一变为情深意长的好丈夫。他在接受采访时,一般都有夫人纳迪拉相伴左右。“我需要她的陪伴,因为她可以阻止我说出污言秽语。”他曾自嘲说。而纳迪拉也对奈保尔不吝赞美之词,表示他改变了自己的婚姻观:“我想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当过父亲的人来说,奈保尔绝对是个很好的继父。他是个很酷的爸爸。以前我总是会跟我女儿说,不要结婚,找尽可能多的爱人,但就是不要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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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第二任妻子纳迪拉结婚后,奈保尔从情场浪子摇身一变为情深意长的好丈夫,纳迪拉也成为晚年奈保尔的“代言人”
  

除了妻子以外,奈保尔的柔情还表现在对待自己的宠物猫奥古斯都上。2012 年,奈保尔接受《新共和》杂志采访,此时他正因奥古斯都的离世而难以释怀:“奥古斯都的死亡对我而言简直是一场灾难,我深受其痛,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它,它是我人生经历的见证者,它身上渗透着我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它死后,很多人建议我再领养一只猫,这些人真的不可理喻,奥古斯都怎么可以这么快就被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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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妻子以外,奈保尔的柔情还表现在对待自己的宠物猫奥古斯都上,一度因为它的离世而不能释怀
  

深思熟虑的犀言利语


奈保尔的语录有狂妄,有真实,却很少出现歌功颂德。他的狂妄不是冲昏头脑般地信口开河,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吐槽。即使事后遭遇质疑,他也不会让步,而且岁月也没有磨平他犀利的棱角。


当黛安娜王妃遭遇车祸丧生时,所有英国人都在为她哭泣,可奈保尔却敢于直言:“她的死与你我何关!?”当“茉莉花革命”在中东掀起,欧洲公知们高呼这是民主信号时,奈保尔却来了一句“神马都是浮云(It’s nothing),穆斯林世界的革命熙熙攘攘后,一切将回到原点,回到独裁统治。”


当然,奈保尔对穆斯林世界是有发言权的,他深度走访过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尼等地,也发表过两部伊斯兰国家的纪实作品《信徒的国度》(Among the Believers: An Islamic Journey,1981)和《超越信仰》(Beyond Belief,1998)。前一部还曾受到耶路撒冷文学奖的嘉奖,然而这两部作品却使他成为伊斯兰国家政客的眼中钉。


不过,奈保尔却不以为意,他依旧乐于针砭时事,酷爱攻击政客,所以很多媒体人对他的极端论断并不敏感,也不会刨根问底。当他的吐槽对象从个体转移到一个具体的社群时,依然能够激起风波。2011 年,他在接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采访时,他评价女作家情感泛滥,世界观狭隘,作品不值一提。他表示女作家的文字,他只消读一两段,就能判断出来。他甚至称,连简·奥斯汀(Jane Austen)也无法和他相提并论。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奈保尔不惜把自己的“伯乐编辑”和老友黛安娜·阿西尔当靶子:“我的出版人看稿子、当编辑功夫一流,但是写起书来糟糕透顶,看她写的书,全是妇人式的唠叨。”要知道,奈保尔最早发表的 18 本著作全都由阿尔西一手力推,而他也曾吹捧“阿西尔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编辑”。阿西尔感到奈保尔的攻击不可理喻,称奈保尔是小丑作怪,两人割袍断义。


这场风波过后很久,又有记者继续追问他对简·奥斯汀的看法,奈保尔斩钉截铁地回答:“所有人都憎恨奥斯汀,但他们都不愿意说出口。你相信我,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很有名的学院派人物,按照他的说法,奥斯汀就是垃圾。我问他,‘你为什么不站出来说。’他反问我一句,‘你觉得我疯了吧?’很多人都烦透了奥斯汀,只是不愿意说出口而已。”


奈保尔的毒舌和我行我素的行事风格,让他和多个好友决裂。除了编辑阿西尔以外,还有作家保罗·梭罗(Paul Theroux)。梭罗早年是奈保尔的崇拜者,还写过奈保尔作品的入门介绍。后来,梭罗发现奈保尔将自己赠与他的签名书高价拍卖,遂与其断交。梭罗和奈保尔决裂后,还写了《奈保尔的阴影》(Sir Vidia's Shadow)一书,盘点奈保尔的诟病。奈保尔的传记《世事如斯》问世后,梭罗站出来说该书揭露了奈保尔魔鬼的一面。当然,令梭罗得意的是“奈保尔是自取其辱”,因为该传记的很多资料都是奈保尔亲手提供的,而所有狂妄的语录均出于奈保尔的口述。


奈保尔真的是自取其辱吗?恐怕答案是否定的,奈保尔对档案的保存有一种近乎狂热的偏执。他宁愿将自己丑陋的一面公诸于世,也不愿意费心去美化世界。“我对档案资料充满崇敬之情,我认为真实的东西是美好的,所有篡改的东西都是可恶的,我厌恶伪造,我认为完整的资料保存是至关重要的,我不愿意毁坏任何东西。很多时候,我读别人的自传,我都觉得它们是‘缺枝少叶’,作者肯定把自己难堪的经历掩埋了。”


一切正如奈保尔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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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生活应该是合法调查的对象”


在奈保尔的传记作家弗伦奇看来,他是他职业生涯中遇到过的个性最鲜明的受访人,在采访中,他时而愤怒,时而冷漠,时而自怜,时而泪流满面。
  

在奈保尔的授权传记《世事如斯》问世之前,外界对他生平的了解都是碎片化的。该书作者、英国作家帕特里克·弗伦奇翻阅了近 50000 份档案资料,采访了奈保尔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旧友,用了近 600 页的图文资料还原了奈保尔前半生。他还得到了奈保尔的允许,在他家中长期蹲点,对他的家书和亡妻帕特的日记一一研读。此外,弗伦奇还走访了奈保尔的故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令人意外的是,弗伦奇完书后,奈保尔未作任何审查就允许了该书的出版,英国《文学评论》杂志因此认为弗伦奇完成了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世事如斯》出版后,获得不错的反响,成为通过奈保尔作品之外了解其人的最重要的读物,还获得了美国全国图书评论界最佳传记奖。作者弗伦奇在书中所秉持的立场也受到了评论界的褒奖,《纽约时报》评论说:“这是一本极具价值的传记,带着富有表现力的节奏感和堪与小说媲美的怜悯和洞察力,是向这位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带有印度血统的半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作家的致敬之作;同时它描述了一个野兽般的艺术家,这两种论断如何同时正确,便是这本传记的核心所在。”《外滩画报》在奈保尔造访中国前夕,对弗伦奇进行了专访,在他看来,奈保尔的毒舌“放在具体的语境中看,会更容易让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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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外滩画报
链接:http://www.bundpic.com/2014/08/55873.shtml

1条回复

1
突兀

外国人在中国生存还是比较占优势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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