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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与台湾的戒严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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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素


往事不曾离去,不过随人凋零。


5月8日,是邓丽君的忌日,这位歌声传颂两岸的国民歌姬,离开人世已19年了。


邓丽君温柔的歌声,像是一个时代的象征,穿透政治藩篱,滋润着好几个世代中国人的心灵。


她在华人世界与亚洲的影响力,众多名曲的传唱力,也使邓丽君成为华语流行乐坛标识性文化符号。19年后,她个人光环或凋零,但她的歌声却不曾让人遗忘。


不过,即便是如此经典人物,在两岸隔离时代条件下,也呈现迥然不同的认知与形象,例如,略有别大陆民众对她的情感投入,在台湾民众心中,邓丽君最鲜明形象除了她的歌声,还包括了她四处劳军、穿着野战军服敬礼致意的爽朗姿态。终其一生,出身军旅家庭的邓丽君,也对她“永远的军中情人”封号颇为自豪。


这当然与邓丽君崛起的1970年代有关,当时,两岸军事对峙压力未减,台湾当局又陆续面临被逐出联合国、与日断交的孤立处境;对内,为保持统治有效性,国民党不但持续执行军事戒严,更出现凡事上纲上线到爱国主义的氛围。因此演艺人员以劳军、捐献等方式表达自己对国家、军队、对“光复大业”的支持,展现“爱国情操”,也是必然。


不过对邓丽君与邓家,如同许许多多1949年渡过大江大海的来台第二代,对家国的忠诚观念相当强。国民党当局发动的劳军、公益演唱,邓丽君向来不落人后,也反映了集体情感非一般表面功夫,与部分交差了事态度相比,倒不能一概而论。


也因此,1979年“假护照事件”的爆发,让邓丽君的形象蒙受相当大打击,成为她生命中重要转折点。在那个政治压过一切的年代,她一年多有家归不得,滞留美国,无法返台演唱,甚至日后还因此被传为台湾情治单位吸收的间谍。人言可畏、翻脸无情,对当时仅24岁的邓丽君,恐怕是最难以承受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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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1981年邓丽君在金门烈屿劳军时给士兵们签名)


本名邓丽筠的邓丽君,父亲是退伍军人,虽然家境不好,让她从小就外出演唱,贴补家用,但她的私生活一向严肃、规矩,私下作风相当纯朴,也不爱化妆打扮,更一直有妈妈陪伴。让她虽身处演艺圈大染缸,形象却一直相当好。甚至中美建交后,台湾当局为凝聚民心,发起爱国基金捐献活动,年仅二十多岁的邓丽君也大方地捐了五十万元新台币,表达自己的心意。


当时的邓丽君不但在台湾相当受欢迎,她在东南亚及香港地区等地也是如日中天。一帆风顺之余,她并不以此为满足,1974年,在日本唱片公司主动挖角下,已是华语歌坛重要明星的邓丽君,逐渐调整重心,以泰丽莎·邓的名号在日本发展。虽然日本歌坛将她视为新人,初期起步也并不顺利,但邓丽军靠着自己的天赋与毅力,不断调整与磨练唱腔,终于顺利打进日本市场。


但就在此时,1979年2月,假护照风波爆发了,台湾地区和日本媒体均大幅报导邓丽君持印尼假护照入境,并已遭行政拘留、无法交保的讯息,也成为这个24岁的玉女歌手一生中首度遇到的巨大波折。


原来,邓丽君于2月13日晚间,原订自香港搭乘中华航空公司班机经台北前往日本。但她抵达台北后才发现,华航飞东京飞机班班客满,如果要用台湾的护照入境台北,等隔天的班机,按当时规定,邓丽君不可以在24小时内出境,她又不想浪费时间返回香港,因此磋商过程中,邓丽君拿出一本印尼护照到入境室问查验人员,能否以外国护照过境?


但因这本护照系印尼护照,与邓丽君的资料亦不符。台湾证照查验人员当场拒绝邓丽君的要求,她只能搭机回到香港,隔日再持“中华民国”护照赴日。没想到,她的这个举动被一名在台湾“中国时报”任职的机场驻点记者,或说是一名美国媒体的记者发现了,不但偷拍下照片,还循管道打探到邓丽君所持印尼护照的号码,并向印尼驻台湾代表处查核是否真有此事;据说在邓家交涉求情无效之后,随即在媒体上传出邓丽君持有印尼护照的消息。


现在可能很难想象,在那个戒严年代,连一般人出国都受限制,持有一本他国护照是多严重的一件事。


在这个敏感时刻,这代表了对当局的不信任,可能预备在情势不虞之际外逃,更别提当时台湾地区当局才刚刚面临遭最重要友邦美国背弃、断交的痛苦与挫折。是以邓丽君的举措等于公开与国民党当局唱反调,以行动表达对台湾没有信心,在那个政治可以决定一切,甚至演艺人员演出机会、出国护照能否许可的年代,这个“不爱国”的忠诚问题可说极其严重。


事实上,当时台湾地区办理护照等证明极其不便,耗时多,更不可能即办即用。特别明星想出国表演,须持邀请函向“教育部”申请许可(演艺事业属于教育文化事务),同时通过演艺事业主管单位新闻局同意,甚至要通过“国安部门”核定思想纯正、无不良嗜好等条件才能成行,手续繁琐。往往过了契约档期,证件还没核准下来。


加上1970年代后期,台湾地区外交面临困境,东南亚某些与台湾地区没有邦交国家的海关人员,对持“中华民国”护照者多所刁难,非常不方便,或须找人作保。因此对部分富商、外资工作人员,或如邓丽君等长期在海外奔波的影视歌星,为走埠方便,花钱购买一本东南亚国家护照傍身已是公开秘密。


当时为取得这些护照证件,如果花得钱多,或找到重量级关系人士,透过职权方便,由官员协助,以私人馈赠方式交给当事人,甚至连盖上当地关防的出生纸都有;但也有艺人运气不佳,因被人检举持变造的假护照入境,而被东南亚当地政府查获后判刑的先例,因此有一定的风险。


如果只被媒体报导批判也就罢了,邓丽君的霉运并没有走完。因为印尼官员应付完媒体查证后,层层报到印尼外交部,接着透过该国驻日大使馆,与日本出入国管理局东京事务所人员,在希尔顿酒店找上了已经入境日本并下榻入住的邓丽君,初步谈话后,日本官方就将邓丽君的护照没收,随即将其带走。


原来,日本官方发现,邓丽君所持印尼护照,目的是观光,护照上也是印尼人名字。她一度自承,这本印尼护照是伪造的,系因台湾地区与日并无邦交,为出入境方便,所以在香港以两万元港币向范姓男子买得一本换贴照片的印尼护照。因此日本官方以背后可能涉及伪造集团制作假护照牟利为由,留置邓丽君,查缉案情发展。


不管持有印尼护照,或持有假护照,对邓丽君的形象都是极大打击,正由于她在歌唱界知名度很高,不但为日本舆论在社会版大幅报导,也为台湾地区当地更多所批评。


邓丽君的父亲也只能解释花钱买护照是日本唱片公司主意,企图化解争议,但效果不大。“出洋相”、“丢脸”、“国家声誉受影响”等字眼陆续出笼,群情激愤之下,更有许多人高谈要将邓丽君“抓回来”、“强制遣返”,或引渡回台湾地区受审。


在四处无援情况下,邓丽君被留置在横滨女子收容所中七天,与一些逾期居留的妓女、流莺同囚,对自尊心很强的她,是种折磨与污辱。直到官方证实,她所持印尼护照,是她在印尼演唱时当地人士所赠,并没有伪造集团出卖假护照等问题;而她只是为了息事宁人,保护印尼友人,才扯出假护照这些说法。


最后,印尼驻日本大使馆以发给手续不合法为由,将那本印尼护照收回;日本官方也仅以违反拘留规定,要求邓丽君离境,同时一年内不得入境等处分,结束了这场风波。但对邓丽君,她的考验可远远没有结束。


台湾当地“士皆曰可杀”的凉薄气氛也就算了,邓丽君更要考虑,在民粹压力下,虽然她平时品行良好,但会不会因为这次假护照风波或政治考量而被封杀、处分,甚至一回台就被扣押受审,今后一段长时间再也出不了国,甚至必须退出歌坛等问题。毕竟在当时压力下,很多问题都必须做长远打算。


最后,邓丽君靠着原订赴美表演的秀约,申请到美国签证,因此离开日本后改飞美国,一方面表演并在学校进修,以暂避风头。


一年七个月时间,邓丽君迟迟不敢回到台湾本土,更遑言重返歌坛演出,因此选择在洛杉矶,一块人们不认识她的安静地方避难,平抚自己的伤痛。当然,她在这块异域意外认识了成龙,这则是她生命中另一段的故事了。


说来也有意思,人生际遇、起起伏伏,这时身处最低潮的邓丽君还不知道,她生命中最光辉的一页尚未展开。虽然人在海外,甚至远离歌坛,她的靡靡之音,却在这个历史关头,以真情温柔地冲破了政治的藩篱,突破、穿越军事对峙封锁,敲响、震动了两岸人民的心灵,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也成为那个时代的记忆。


国民党当局为扭转两岸间统战劣势,也不得不放下身段,转而向邓丽君示好,丝毫不提一年多前弃之如敝屣、质疑她不够爱国的态度;透过各种保证,化解邓丽君的心结,争取她重新回台发展。当然还是希望藉邓丽君的影响力争取对岸民心,更重要的是,全面防堵大陆可能采取拉拢邓丽君回到家乡演唱的柔性攻势。


在各方温情攻势之中,1980年10月,在双十节之前,邓丽君如上宾般被迎回她睽违日久的台湾,参加国民党当局“自强年”活动,她也大方地前进到战地最前线劳军,仿佛一年多前的政治风波早已消弭得无影无踪。


邓丽君也从此成了两岸无法回避的存在,她的歌曲曾在台湾被查禁,在大陆也曾一度无法公开流通,但透过民间自发传颂,却成为两岸共通的文化语言;她的一举一动,也成为这场两岸赛局的重大变数。


在那个两岸拉锯的年代,许多来自大陆亲情与歌迷的呼唤或是好意,她却要用更多心力解释、化解来自台湾当局的压力与疑虑;我不要政治,政治却来了,这或许就是成名的代价。


3条回复

1
Luve

很喜欢邓丽君的温柔。

2
Jeruslem

女神。真正的天后

3
东霓lni

我觉得邓丽君的歌声很有磁性,有种慵懒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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