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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没有不成功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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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乔治孙


我一度会在那些冒冒失失敲开房门的推销员身上,看到《推销员之死》的主角威利·洛曼的影子。那是一个暗淡的、带有强烈悲剧底色的身影——唠叨、神经质、渴望成功、心怀布尔乔亚之梦,但辛劳一生的结局却是以自杀为家人换来死亡保险金。有很长一段时间,推销员这个职业,在我的私人词汇表里代表着无望与平庸。


阿瑟·米勒的这部名剧,对我的个人意义当然远不止于此,但某些纤细的感触受年龄和个人境遇之囿还暂时无法体察。比如当望到人生尽头时的挫败感,比如作为人父与年轻的儿子们观念上的冲突与隔膜,这都是不走到人生的后半段不足以谈论的话题。实际上,在最早观看这部话剧时,年轻的我对于威利·洛曼的人生悲剧还带着几分不屑——追求成功有错吗?这老兄混得惨淡的原因谈不上什么“时代的悲剧”或者“美国梦的破灭”,纯粹因为自己能力有限。


多年后,我读到了与当年自己几乎相同的观点,但发言者换成了另一个人。阿瑟·米勒在他来华排练《推销员之死》的手记里,提及了一位中国男青年在剧场大厅接受CBS采访时所言:“人人都想当第一,当老板。这没什么错。”


那是1983年春天,改革春风已经吹了好几年。当时,阿瑟·米勒受官方之邀来华,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推销员之死》。很难想象,前脚刚刚才走出“文革”的中国人,就这么直挺挺迎面撞上了商品经济和自由市场。


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怀着惊异、兴奋的神情打量着这些新事物,年轻人则没经过多少犹豫,纵身一个猛子扎进了新来临的时代。“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革命教诲,被他们轻松丢进了历史的字纸篓。如今,他们渴望经商、迅速致富、获得成功,他们还学之前的“阶级敌人”的模样,烫头发、跳迪斯科、辞退公职干起倒卖彩电和收录机的营生……这才叫牛逼的生活方式。


80年代,乐观的普通中国人,远远体会不到潜藏在阿瑟·米勒剧作幕布下的隐秘讯息。舞台上,那些来自大洋彼岸的陌生角色,仿佛只是在为人们具体演绎优胜劣汰的社会规则,整出剧也与泪水毫无关联,而是成了一个反面的励志故事。尽管官方宣传给这出戏打出了“揭露了美国资本主义的黑暗”的旗号,但观众们掏钱进剧场似乎是为了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如下真理:商业时代,社会竞争的淘汰者只配落得威利·洛曼的结局。


或许是受《推销员之死》的影响太深,后来我看到由克里斯·加德纳的真实故事改编的《当幸福来敲门》时,荧幕上油锃黑亮的威尔·史密斯让我又不自觉地想到了孤单的老头子威利·洛曼。史密斯饰演的“成功人士”加德纳也曾是一位推销员,与罗曼一样经历着事业与生活的困窘。工作不顺、债务催逼、家庭失和……当我正期待电影为观众呈现一出当代美国的社会悲剧时,没想到作者却开始了另一套讨厌的说教:关于成功,你该怎么办。


无论是在电影剧本还是现实中,加德纳的结局都是美好的。他依靠坚韧的意志力混成了坐办公室的白领中产,做着他认为体面的职业,连找工作以前那点困窘经历也被改编为了流行的励志故事。《当幸福来敲门》这类故事没逃脱大部分心灵鸡汤的俗套,其核心思想都是对观众加以暗示和催眠。这就好比一忽悠在别人极度痛苦、快扛不住的时候对他拍拍肩膀说:“哥们儿挺住,过了这道坎以你的能力保证能成事儿,能赚钱。谁和谁和谁都是这么过来的,不成功你找我——但我事先声明不会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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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当幸福来敲门》电影剧照)


记得王朔有篇文章,写他九几年的时候和阿城、马原等一大帮作家围坐神侃,聊到年轻时如何清高,瞧不上有钱人,沉潜着写了几年东西才猛然发现钞票和成功比什么都重要,于是又做梦都想发财。如果说作家对于社会思潮的变迁捕捉最为机敏,那么,写作圈对财富与成功的渴望,无疑为近一二十年整个社会潮流标明了一个得风气之先的注脚。获得世俗的成功永远排在第一位,这是一切的前提。但这事儿实践起来可真是大不易。威利·洛曼玩扑克牌时别人对他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卖不出去的东西才是你的。”如果我们剔除这句台词里的戏谑成分,剩下的现实诉求无非是:如何全部卖出去,成为人生的赢家?


“赢家通吃”是经济学的一个概念,是指竞争中的获胜者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输家完全淘汰出局。此条市场法则告诫人们,你最好确保人生成功,因为失败者则将万劫不复。这让我想到今天身边熟悉的一个词:正能量。这仨字的功能,充分体现者“赢家通吃”的法则。因为事实上你是输不起的,所以凡事你只能往好处想,吃亏不抱怨,被人整了还要以德报怨、集体赔笑,只能提光明面,不让说阴暗面,说了你就是负能量。即使你是一个从小在阴沟里长大的野孩子,也得整天自我催眠得跟一通身放光的哪吒一样。总之,人人都得争当许三多(小说和电视剧《士兵突击》的励志主人公)。


但架不住,心灵鸡汤也有不灵的时候,笑脸时常也兜不住生活泪痕,这时候反而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了。之前拍你肩膀的那位大忽悠,又缓缓踱来,说:兄弟,你所拥有的也只剩下正能量了,年轻人,你得从绝望中寻找希望。


克里斯·加德纳有正能量,所以他成功了;威利·洛曼充满了负能量,所以他最后悲剧了。我不知道如果让那些整天正能量爆棚的人来观摩以上两部剧作,是否会得出这样子的结论。


此刻我想到了一个说法——“时代精神”。如果这东西真的存在的话,那么它可能总是在不同的时空里,有着或明或暗的承接关系吧。阿瑟·米勒在手记里写道:“我有了一点点怀疑:这出戏真的像所有的人猜想的那样对中国人来说太陌生吗?北京的城市布局已经非常像美国,平房中杂以六层的公寓楼房。让威利百感交集的社会变迁,这里的人们是否一样熟悉?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美国的二十年代是否等同于中国的八十年代?”


假设《推销员之死》提前数十年写出,但要搁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人也不一定能完全领会。正如八十年代的中国人误读了这部剧作,把它当成了走向成功的反面教材。二十年代,正是美国的财富梦发酵最厉害的时候,谁顾得上去暴露这集体之梦的阴暗面?八十年代,是新中国人刚开始做发财梦的时候,谁愿意去听这梦想之下蕴藏的深渊?


搁今天,就更不可能了。这些年来,一种“土鳖式”的狂妄笼罩着我们的社会,成功者的历史被删改成了一篇篇励志故事,失败者的经历被打造成了感动榜样,二者都挺有正能量的。


我想,阿瑟·米勒当年的疑问此刻已经得到了回答——我们不是像美国的二十年代,而是彻底超越了它,因为我们总是善于总结,把坏事变好事。威利·洛曼被总结为了一个典型反面教材,是一部个人奋斗史的《大败局》,从中,我们提练出了正能量,提炼出实现成功,不重蹈他覆辙的几大原则,更加明确了心中的梦想……


当集体发梦的时代被如今这个零星的、个体的喜剧时代所取代时,生活又被我们塑造成了一场非关命运的掷骰子游戏。经常,我们会输得只剩底裤,然后像肾虚的中年男人进补药那样,为自己烩一锅励志故事和心灵鸡汤。数十秒后,我们又重获正能量并暗中窃喜,以为自己掌握了在这场人生豪赌中致胜的秘诀。


2条回复

1
Loseviw

是时候该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路了

2
眸散

其实我们岂止没有不成功的权利,在现在的社会我们没有负能量的权利,却往往做着负能量的事情而不自知,不成功却永远不承认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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