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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了,故事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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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战争里活下来的人都老了。当新闻里,437具中国志愿军士兵遗骸被韩国送回中国国内,一位儿子手捧父亲的遗像失声痛哭时,81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80师老兵童志安说,那个人的父亲就是他埋的。


60年前,活着的人已经向死去的人告别。那是停战后三个月,首长让童志安去部队战斗过的地方扫墓,在一个个以数字为代号的战地山脚,有着一丛丛的坟墓,童志安给它们添上新土,脱帽鞠躬,向他们告别。


无法告别的恰恰是活着的人,一百余万中国士兵被打上了这场战争的烙印。战争结束了,但他们的故事仍未结束。


北行、南下、异邦


60年前,童志安21岁,他挖了六百个坑,埋葬他的战友。这些坑有一米二深,长度刚好放下一个人,死去的士兵被擦拭掉身上的血迹,用雪白的,但却被称为血衣的白布包裹,由童志安和他的担架班抬进墓坑,填上朝鲜半岛的泥土。


这是1953年的春夏之交,一场激烈的阵地攻防战,葬身炮火的人们如烧焦的木头,一个月后,战争结束了。21341名中国战俘面临一个选择——回大陆还是去台湾。


1951年,因饥饿而昏睡的陈文基,一觉醒来,就成了美军的俘虏。他被带往韩国巨济岛上的中国战俘营,在营内,他发现,战俘之间,正在上演着“国共内战”。


“亲共”还是“反共”,不同立场的战俘壁垒森严。“反共”的战俘,多为原国民党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他们在解放战争中被收编,被俘后要求前往台湾。其他战俘绝大多数坚决要求回大陆。意识形态的冲突,让双方互相视对方为叛徒,战俘营成为战场,大规模的殴斗时有发生。


李正文就是坚决要求回国的战俘中的一员。战俘们在被俘后建立了“回国小组”、“中共地下党团支部”,战俘被秘密组织起来。1951年10月,当“反共”的战俘决定在“双十”升旗纪念,其他人则携带木棍,在前一天晚上对他们发动了袭击,试图夺取旗帜,殴斗中,双方互有死伤,随即被赶来的美军阻止。


这甚至让管理战俘营的美军感到困惑,他们没想到,在战俘营中,战斗还要以这样的方式继续。


争斗的焦点是争取更多的支持,双方都希望能将更多的战俘拉倒自己一边。


在“回国小组”开展斗争的同时,“反共”战俘发起了“刺字运动”,每一个被控制的战俘都得在身上刺下文身——反共抗俄、杀朱拔毛,又或者“青天白日旗”。不愿意刺字的战俘,会在夜里被叫出战俘营进行“教育”,有的第二天被发现淹死在厕所里。


而“亲共”的战俘也会发起“打坏人”运动,其中经过一位领导人批准而处死的叛徒就有17人。


在这样的战斗中,谁也难以独善其身。大学生程立人有着“校长”的绰号,被俘后他当了文化教员,专管编写供战俘们学习的材料。但“校长”的政治态度过于暧昧,难以得到两方的信任。殴打与羞辱让他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在美军开办的学校里,曾经念过书的陈文基成了战俘们的临时老师,他用着“校长”编写的教材教战俘们识字,许多战俘都是文盲,他首先教他们的,是写自己的名字。


这样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停战半年后。


1954年1月20日,战俘开始遣返。坚定的回国者李正文向北而去,胸前被刺上“青天白日旗”的陈文基登上南下的汽车。而在两边都得不到信任的大学生程立人则选择留在原地,和其余11个人一道跟随“中立国”前往印度。


北行、南下还是前往异邦,都开启了这些士兵们不同的命运。


蒙冤26年


战争结束后,除少部分继续驻防外,140余万中国军人分批回国,各自回到驻地,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革命军人身份让他们成了当时“最可爱的人”,但与战俘们无关。


1954年,李正文从辽宁昌图寄给战友汪元昌一封信,告知自己还活着。


这一年,在昌图的归国战俘管理处,回到国内的7110名志愿军战俘接受了严格的政治审查,他们被要求以“狼牙山五壮士”的标准看待自己,坦白有没有投降叛敌的行为。在一轮轮的政治高压下,许多人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而在信中,李正文只是告诉汪元昌,他有多高兴能回到祖国。


两年后,汪元昌在四川广元见到了李正文。所有的战俘都被取消军籍复员回家,无奈之下,他考了一所师范学校,重新回去当学生,也好谋个教职。


“那时我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他是一个身负屈辱的穷学生,相见之下,都有些酸楚。”汪元昌说,离别的时候,他再三问李正文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后者迟疑了许久才告诉他,他想要一件衣服。汪元昌将随身携带的衬衣让他穿上。李正文个子大,穿在身上袖子就短了一截,但他却很满足,连声道谢。这让汪元昌突然觉得难过。


战俘身份,成了这七千余名战争幸存者的标签。他们的档案里被记下“特务嫌疑”、“控制使用”,像一个巨大的阴影,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


1959年反右运动时,一位复员后在奶牛场工作的战俘向领导坦白了自己被俘的历史,领导大惊又大喜,在职工大会上,兴奋地宣布“奶牛场反右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他则成了“隐藏下来的投敌叛国分子”。


“文革”中,一位被开除公职的战俘决定去北京上访,他挤上红卫兵串联的火车,要去天安门找毛主席。管制他的公安局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他在北京被捕,押解回原籍,判刑入狱。


每一场运动,每一次风波,战俘们都被推上前台,“在被俘必变节,变节必叛变”的怀疑中,一遍遍解释自己,坦白自己,争取宽大处理。


汪元昌再见到李正文时,“文革”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那时,汪元昌转业到地方,是财税局的官员,李正文是小学老师,同时还在地方剧团拉二胡。但无论学校还是剧团,都已经停业闹革命,他一个人生活,局促而潦倒。


直到1980年,随着“文革”结束,中央下发了对朝鲜战争被俘归来人员重新复查处理的74号文件。对战俘的不公待遇才得到纠正。


“现在,晚上天冷的时候,我还会想起他。”汪元昌觉得痛心,他的战友李正文没能熬到最后一刻。


“空头支票”


“你是自愿去台湾吗?”小时候,陈朝勋问他的父亲陈文基。“小娃儿别乱问。”父亲不愿意回答。


包括陈文基在内的来台战俘们被称作“反共义士”。他们到台湾的那一天,被定为台湾的法定假日“自由日”。


当年,这些争夺来的大陆士兵被视作去台国民党的一次难得胜利,在台北“总统府”,赴台俘虏们按要求集体向“蒋总统”排队欢呼致敬。


来台两个月后,这一万多人集体加入国军,并写下决心书,“在领袖的领导之下,战斗!战斗!进军!进军!直捣北平城,打下莫斯科!”


台湾曾对这些战俘做过统计,其中文盲接近一半,真正受过合格教育的少之又少。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被编为普通士兵,驻防台湾各地。


1954年4月份,陈文基和他的学生们即将面临分别。被发配到各个驻地前,学生们纷纷给老师留下一张单人照片作为纪念。按照当时的习惯,照片上会写下通讯地址,以求进一步联络。这些来台的年轻人,却固执地写下四川、重庆、山东、黑龙江,写下某村某庄某人代收。


于是,很快,陈文基就和他的学生们在海岛上失散了消息。


1966年,陈文基娶了一个高山族姑娘为妻,一年后,考入陆军财务经理学校,后来成为一名会计。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在台湾安然生活下去。1950年代,一位驻防金门的战俘准备游泳回大陆,终于游上岸后,却发现不过是回到了原地,而他则因体力透支晕倒被巡逻的士兵发现,被处以死刑,通报全台湾。


从小,陈朝勋对父亲的印象,是父亲不苟言笑,显得心事重重。他不爱谈来台湾以前的事情,家里人也不能多问。


只是有一次,青年人陈朝勋拿回来一包美国香烟,勾起了父亲的回忆。陈文基告诉儿子,在战俘营里,美国人每两天发一包香烟,就是这个牌子——“Lucky Strike”,中文名“幸运出击”,哪一方的士兵都有着相同的愿望。


更多的“反共义士”则过着更艰难的生活。由于台湾规定士兵不能结婚,许多的战俘直到四十余岁退伍时,还只是孤身一人。他们文化水平低,没有生存技能,不会讲闽南语,融入不了台湾社会。孤家寡人,成了许多战俘一辈子的伤痛。


在台北,台湾为这些老兵修建了白鸡山庄,又叫“荣民之家”,鼎盛时曾有超过3000名战俘住在里面。


1987年,台湾废除戒严令,两岸恢复三通。陈文基和家乡的兄长恢复了联络,他的父母早已过世。哥哥在重庆的乡下做着赤脚医生,他寄来了自己一家十几口人的全家福,陈文基将这张照片视若珍宝,放大后挂在饭厅里。


哥哥一家人站在老家的堂屋前,经过这么多年,堂屋还和陈文基17岁离家时一样,那是他对家乡的记忆。


回乡探亲成为许多战俘的愿望,1987年,2000名穷困的赴台老兵举行了游行示威,因为甚至筹措不起路费归家。最终,这些老兵们,用30年前发给的“战士授田证”换取了5万到15万不等的路费。当年,这些“授田证”曾经承诺,当光复大陆后,会让每人分到出谷2000斤大米的田地。但最终,这成了张“空头支票”。


“父亲原本想退休后就回家乡,但一退休他就病了。”陈朝勋说,同样患病的还有父亲的哥哥,两位老人在见面前先后离世。


不一样的传奇


当程立人再度出现在人们视野里时,已经是三十年后。当年,在印度蹉跎了一年后,他去了南美。


1987年,他已经是阿根廷最成功的商人之一,是阿根廷最大的珠宝商,名下有着60万亩土地,两家上市公司,还是当时的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的妹夫。


程立人远走异邦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当时战俘营里流传着他“主动投降”的说法,“他是一个战场上的投诚分子”。记得他的人现在依然这样说。这成为当时战俘营中任何一个阵营都排斥的人物,最后回大陆和台湾均不得,只得被安排去“中立国”,少数人意外取得了成功,例如程立人。


他成了一个传奇而神秘的人物,关于他的最近消息发生在2012年,家乡的官员、贵州省人大一位副主任访问阿根廷,费尽周折才能见到他,对于回来看看的邀请,八十多岁的程立人只是表示,如有机会他会考虑。


被时代隔绝于各地的士兵们,在老了之后重新碰到了一起,而这个时代以及他们的人生,与当年相比,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贵州,在国外经商的战俘想资助在当地务农的战友,战友却怎么也不肯接受。地方领导仔细询问理由后,他们讲了原因,一是觉得对方的钱赚得也不容易,二是对方给的美元,他们不知道怎么用。


在成都,战俘钟骏骅遇见了台湾来的作家廖汀,后者也是当年的志愿军战俘。退休后,钟骏骅喜欢和当地的一帮画友诗文唱和,每次来成都,廖汀都要让钟骏骅帮他挑选画作,带回台湾出售。


这样的生意往来并没有拉近两个人的距离,当年在战俘营的裂痕依然横亘,钟骏骅说自己和他做生意,只是“权宜之计”,“去没去台湾,现在只是不提了”。


一切都在发生变化,退休后,汪元昌下海经商,成立了一家代理海外红酒的公司,出行都有司机兼保镖跟随。那场惨烈的战争,逐渐淡出了他的记忆。


陈文基的儿子由于工作关系定居北京,但父亲和大伯故去后,他与老家的亲戚就再没了联系。


2013年,依然生活在成都革命伤残军人疗养院,这所全国最大的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中的朝鲜战争士兵,只剩下了23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童志安还记得,一次老兵聚会,一个瞎了眼睛的女兵被搀扶着,在聚会上唱了一首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声音喑哑但依旧清丽,歌音缭绕,似乎又回到了当年。


(参考资料:《孤岛——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张泽石、高延赛著)


27条回复

1
伯昏无人

壮烈悲怀!

2
小仓

抗美援朝中国志愿军最可爱可敬的前辈

3
二枚目

老兵永远不死,只会逐渐消亡

4
沉默之声

中国人应该了解这段历史、明白光明下面的黑暗,剖析其内涵,以防未来再入窠臼。为程立人按个赞,是个明白人。

5
Natalia

@沉默之声 明白人?程立人就是墙头草两边倒,典刑的投机分子,结果两边都不容他,狡猾猖獗的很适合做无良商人。

6
Himmel

@Natalia 也不能这么说,他也只是想活下去。

7

都是中国人,却被一些政治目的利用,因为意识形态而搞得兄弟相残,失去人性,妻离子散,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我想孰对孰错后世会有一个中肯理性的评价吧

8
暗夜明岚

向志愿军老兵致敬!!!

9
Helen·

战争没有对错,永远只是老百姓受伤

10
積累中的絕望

本来开始都觉得只是一篇正常的文章,但看到最后唱 我的祖国 那一段,突然眼眶有点湿润的感觉。

11
SAY.

能不能拍成电影

12
Jinnnn

意识形态,毁了多少人……

13
Trashman

@SAY. 不能,你不看看文革之后那20年那个导演敢拍,不想活了社会永远黑暗,只是国家不让你看到罢尸了。

14
蒙娜丽莎

现在知道了中国为什么是这样了吧!

15
麦田终结者

还是在台湾命运好点!大伙都懂的

16
迷茫的鸟

其实事情永远没有对错 只是人太多了 各自的立场不一样 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为了活的好点罢了

17
兔斯斯

当年美国的战俘回国后和中国战俘回国后的待遇是截然相反的,中国战俘回国遭压迫,美国的战俘回国人民是以英雄的待遇迎接的。

18
SataAnas

回来的兵还要审查,太坑爹了

19

国家欠他们的太多了

20
方鸭鸭

时间能抹平一切,可我们不能忘记

21
蛋糕爱芝士

如果没有被俘虏,命运一戒截然不同!

22
羅德隆拾荒者

可悲,以后还有谁去打那样保谁家?衞谁的国?三胖的国?

23
秋小果

震天的炮火,呼啸的弹雨,飞溅的沙石,还有一分钟前还说话着的战友残破的尸体……瞬间生死铁血交织的战场已成回忆,而活着,有时比战场还残酷。向老兵,敬礼!

24
夹竹桃

重义轻生,慷慨赴死,一直都是中国人的独有标志,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更是一种压在中国人精神上的大山,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会让那些从战争中活下来的人却比死去的人更痛苦,2千多年的思想观念让现在的人们仍然根深蒂固~~~~~~~

25
Lovr

岁月的长河里,除了当时幸存的人,谁还会记得这段黑暗屈辱的历史?因意识形态不同弄得手足相残,因无奈被俘而被当作叛国分子,就算文革后正名,也不能抚平老兵们内心伴随一生的伤痛;北行、南下或异邦,当时迎接他们的,都并非什么好的遭遇……

26
Cleva

用悲情 看完此文。。。。。。战争啊。。。。。。政治啊。。。。。。。

27
阿芙拉

心有点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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